他是冰心的“書呆子”丈夫，也是費孝通的社會學引路人

長久以來，他在大眾眼中最鮮明的“標簽”就是“冰心丈夫”。他是那個陪她遠赴重洋、為她執筆研墨、與她相濡以沫五十六載的人。

吳文藻與冰心在臨湖軒的婚禮合影

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提到他時，語氣里總帶著一種對他幸運娶到才女的艷羨，卻忽略了他對社會學中國化以及重建中國社會學的巨大貢獻。他，便是吳文藻。

冰心本人也曾幽默地調侃，在吳文藻的《自傳》里，關于她的內容“只有兩處”：

“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么學校、讀的什么功課、從哪位老師受業、寫的什么文章、交的什么朋友，然后是教的什么課程，培養的哪些學生……提到我的地方，只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婚，短短的幾句！至于兒女們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

——冰心《我的老伴——吳文藻》

在那個照搬西方理論、學術“水土不服”的年代，是他率先挺身而出，喊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時代強音。

他是費孝通、林耀華等名家的恩師，是抗戰炮火中守望文明的魁閣靈魂，更是中國民族學與人類學的奠基人。

20世紀60年代，（左起）費孝通、孟吟、潘光旦和吳文藻合影。

一、甲板上的錯認，半個世紀的相守

1923年8月，在一艘名為“杰克遜號”的郵輪上，年輕的冰心正準備赴美留學，因找錯人而與吳文藻相識。

那時的冰心已憑《繁星》和《超人》名動一時，而吳文藻只是一個一心向學的清華學子。初次見面，吳文藻并未像其他追求者那樣對冰心大加贊賞，反而直言不諱勸她在國外多讀些課外的書。

20世紀20年代，吳文藻、冰心與同學在美國的合影

1926年，吳文藻致信冰心父母，寫下了一封堪稱典范的求婚書。他摒棄了華而不實的甜言蜜語，提出“為愛而婚，即為人格而婚”。

令愛是一位新思想舊道德兼備的完人。她的戀愛和婚姻觀，是藻所絕對表同情的。她以為戀愛猶之宗教，一般的圣潔，一般的莊嚴，一般的是個人的。智識階級的愛，是人格的愛。人格的愛，端賴乎理智。愛——真摯的和專一的愛——是婚姻的唯一條件。為愛而婚，即為人格而婚。為人格而婚時，即是理智。這是何等的卓識！我常覺得一個人，要是思想很徹底，感情很濃密，意志很堅強，愛情很專一，不輕易地愛一個人，如果愛了一個人，即永久不改變，這種人的愛，可稱為不朽的愛了。愛是人格不朽生命永延的源泉，亦即是自我擴充人格發展的原動力。不朽是宗教的精神。留芳遺愛，人格不朽，即是一種宗教。愛的宗教，何等圣潔！何等莊嚴！人世間除愛的宗教外，還有什么更崇高的宗教？

吳文藻致冰心父母的求婚書（節選）

1929年，他們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行了簡樸的婚禮。司徒雷登證婚，婚禮的花費僅有34塊錢。從此，在長達56年的歲月里，吳文藻始終以他的儒雅與篤定，站在冰心的身后。

1929年，吳文藻、冰心和冰心母親的合影

冰心曾記錄過許多關于吳文藻的趣事：他曾問冰心要了一張她寄給父母的照片，擺在書桌上，并說“這不是擺設，每天都要看”。冰心趁他上課時把自己的照片換成了當時紅極一時的影星阮玲玉，吳文藻竟然渾然不覺地對著看了好幾天，直到冰心忍不住提醒才恍然大悟。

又有一次春日賞花，他從書房被叫出來，目光茫然地對著丁香樹問：“這是什么花？”冰心笑答：“這是‘香丁’。”他竟也點頭重復：“呵，香丁。”

20世紀30年代，吳文藻和冰心在頤和園昆明湖畔

二、走出書齋，社會學中國化的先驅

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學多為“舶來品”。教會大學中，外籍教員用英文講授，教材案例皆源自西方。吳文藻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執教燕京大學，見此情景“很是反感”。他決意改變。

20世紀20年代的吳文藻風華正茂

吳文藻手稿《當代社會學學派》

他的變革從最基礎的課堂開始。當學生費孝通驚異地發現，這位留洋博士竟用中文講授西洋社會思想時，一場靜默的學術革命已然發軔。

“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和“人類學”這三門課程是吳文藻一直堅持開設的課程。雖然每門課程都有英文教材，但吳文藻在課上用中文授課，并且為每門課程編寫了一本中文教材，逐年改進其內容。

“吳老師給我上的第一堂課上留下了我至今難忘的印象。這個印象說出來，現在中國的大學生一定很難理解。我當時覺得真是件怪事，這位從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回來，又是從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課堂上怎么會用中國的普通話來講西洋社會思想？”

1996年費孝通回憶吳文藻用中文來講西方社會思想

吳文藻明確提出了“社會學中國化”的綱領。他認為，中國社會學不能只是西方理論的簡單移植，而必須“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最終使理論“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上”。為此，他找到了核心的方法論工具：社區研究。

《北平晨報·社會研究》周刊創刊號

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

這在當時是開創性的舉動。在他的悉心指導下，一批后來改變中國社會科學面貌的學者破繭而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寫出《江村經濟》、名震國際學術界的費孝通。

三、魁閣時代：炮火中的學術孤島

抗日戰爭爆發后，吳文藻帶著家人撤往后方，最終于1939年夏在云南大學籌建了社會學系。

在昆明呈貢，有一座名為“魁閣”的小型古建筑。那里條件極簡陋，但就在這里，吳文藻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費孝通在晚年回憶說，魁閣的性質實際上是在吳文藻的“思想號召下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和我在一起，共同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進行內地農村的社會學研究工作”。

1939年，吳文藻在云南呈貢默廬

那是一段極其矛盾的時光。白天，吳文藻和學生們可能要躲避日軍的轟炸；夜晚，在昏暗的油燈下，他們討論的是如何構建中國的基層秩序。冰心曾打趣吳文藻是“書呆子”。但正是這份專注到極致的“呆氣”，讓他能在炮火連天的時代，守住了一張安靜的課桌。

香丁

羽毛紗

樣樣都差

傻姑爺到家

說起真是笑話

教育原來在清華

這一時期的吳文藻身體尚可，精神狀態穩定，對于抗戰勝利充滿信心，在學術上和教學上也充滿了干勁。他像一位播種者，在最貧瘠的土地上，為中國未來的學術復興埋下最堅韌的種子。

四、風范長存：單開風氣亦為師

吳文藻深信，學術的傳承在于人才。他如同一位深謀遠慮的園丁，為弟子們量身規劃成長路徑。在他的學生中，最出名的當數被冰心調侃為“吳門四犬”的費孝通、林耀華、瞿同祖和黃迪。這四人均出生于1910年，都屬狗。

尤其是他與費孝通之間，那份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師生情誼，早已超脫了簡單的知識傳遞。兩人幾乎無日不見，事無巨細皆可溝通。這種深厚的關系，也成為“社會學中國化”的具體化身。

在畢業論文后記中，費孝通詳述了吳文藻是如何指導他一步一步開展研究的，他最后特地說：“作者愿致謝一切直接或間接賜教之師長親友，而尤以吳文藻先生為最。作者每有所得，必趨就正；每成一稿，必為指正；其諄諄不倦，循循善誘之情，尤為作者所不敢忘也。”

費孝通本科畢業論文后記首頁

吳文藻在燕南園60號的家，是學生們溫暖的客廳與精神家園。冰心說，吳文藻花在學生身上的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正是這份無私的栽培，使得“燕京學派”薪火相傳，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培養了一代宗師與中堅力量。

1981年4月12日，吳文藻的幾位學生為他慶祝生日

后排左起：陳永齡、費孝通、李有義

前排左起：吳文藻、冰心、林耀華

1923年，當吳文藻準備遠渡重洋時，梁啟超曾手書曾國藩的名言“莫問收獲，但問耕耘”贈予他。年輕的吳文藻在日記里鄭重寫下：“我茍能得其精神，則將終生用之不盡矣。”

終其一生，吳文藻始終秉承這份信念。先生雖逝，風范長存。中國社會學界也沒有忘記吳先生的開拓之功。時至今日，社會學中國化的種子早已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社區研究更成為中國社會學最重要的研究傳統之一。

1985年，吳文藻和冰心在寓所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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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吳文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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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開風氣亦為師，社會學中國化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