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從英國留學回來,到長沙創(chuàng)辦藝芳女學院。曾寶蓀便去找了軍閥張敬堯想要募集資金,張敬堯一看到曾寶蓀頓時驚為天人,于是便打起了這位曾國藩曾孫女的主意。
于是,他遣人邀其父親曾廣鈞到督署一談。
曾廣鈞見到張敬堯卻直呼:“督軍老伯”。眾人不解,曾廣均隨后解釋說:他爺爺曾國藩當年保薦過張督軍的父親,這樣算來自己當然要算晚輩了。
張敬堯本是流寇出身,而曾廣鈞這一做法無疑是極大地滿足了其虛榮心,受寵若驚之余,當初的邪念便也不好意思再提了。曾寶蓀也因此逃過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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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寶蓀
如此看來曾廣鈞的一句“督軍老伯”,當真是十分聰明的做法,讓張敬堯只得作罷。
張敬堯,1881年出生于安徽霍邱縣,字勛臣。此人年少時的經歷并不怎么光彩:起初在糧店當學徒,因盜竊事發(fā)被鄉(xiāng)人趕走,流落山東;后又因殺人,逃往京津一帶。
1896年,十六歲的張敬堯,趕上袁世凱在小站招兵。投入北洋新軍,不久又進了保定軍官學堂。他用了不到八年時間,當上了北洋軍第七師的師長,一個年輕無比的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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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敬堯
說起他這個師長的位置,其實是“訛”袁世凱來的。
當時,他剛當上旅長駐防北京,恰好遇上袁世凱準備舉行一個閱兵典禮,邀請各國公使參觀。張敬堯意識到,這將是一個能與上司直接接觸的絕佳機會,于是他將隊伍風貌訓練得整齊劃一。閱兵典禮結束之后,張敬堯順利地吸引了袁世凱和段祺瑞的關注。
袁世凱拍著他的肩膀說:“你還可以,今后好好干,將來我把你這旅擴編成師。”其實,袁世凱這句話就是隨口一說而已,張敬堯可就把這事兒當成了一個許諾。不久,張敬堯率部駐防河南,鎮(zhèn)壓白朗起義,隨后開始招兵買馬,伺機將他那一個旅擴編成一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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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
后來,他給袁世凱發(fā)去一封電報,表示已成立第七師,請賜予任命,發(fā)給裝備和軍餉。與此同時張敬堯有意無意地對袁世凱的親信說:“袁大總統(tǒng)九五之相,龍興有日。君無戲言,難道還舍不得給我一個師長當嗎?”言語之間,頗流露出擁袁稱帝的態(tài)度。
袁世凱聽了自然十分開心,哈哈大笑道:“這回,我被張敬堯這小子訛上了!”
張敬堯于是順利地從旅長變成了第七師師長,成了袁世凱的心腹。后來因為湖南那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成為了聞名全國的軍閥。
不過這聞的可不是什么好名聲。而其結局也是凄凄慘慘的。
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裂為直系、皖系和奉系。由于張敬堯與段祺瑞都是安徽同鄉(xiāng),自然就依附了皖系,并很快得到了段祺瑞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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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1917年9月,護法戰(zhàn)爭爆發(fā),湖南成為南北兩方較量的第一線。1918年,他率部接管了湖南長沙。當時的北洋政府正是皖系掌權,于是張敬堯便當上了湖南的督軍并兼任省長。
不過,張敬堯當上湖南督軍的事情,讓處在衡陽前線的直系將領吳佩孚很是不滿,怒罵段祺瑞,因為自己一路打到衡陽,卻讓后來者坐收了漁翁之利。對于截胡的張敬堯,吳佩孚是極為不滿的,而這也為驅張運動提供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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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
張敬堯一到湖南,就展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他們硬指農民是南軍便衣隊,沿途青壯農民都被搜殺,把農民家里能搬得動的東西一律搶光。除了搶劫,奸淫事件也是屢屢出現(xiàn),簡直是無惡不作。同時張敬堯還大肆侵吞學款,摧殘湘學教育。
湖南的教育經費原來是80萬元,張敬堯來了以后就把它削減為50萬元。張敬堯的士兵把學校當成駐扎的營地,宿舍被占,飯?zhí)帽徽迹瓦B操場也被用來練兵。學校里的圖書受到嚴重破壞,實驗儀器成了士兵們的玩具,門窗地板也被拆下來當柴燒。最后,張敬堯索性勒令學校停止招生,把教育經費充當軍餉。
張敬堯本就是流寇出身,加之靠軍功才得到如今的地位,對于教育自然是不太重視的。
1919年7月7日,湖南學生聯(lián)合會與國貨維持會共同舉行焚毀日貨的游行示威,將沒收而來的日貨堆積在這里,用煤油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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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正在大家群情激昂時,張敬堯親率荷槍實彈的軍警來到會場,強令學生解散,還把彭璜和一個干事給抓了,準備殺害。毛澤東見勢不妙,立即請國貨維持會的會長、民族資本家勞鼎勛出面周旋。
此時新民學會的會員彭光球義憤填膺,便率領工人、市民一同高呼:“焚燒日貨,保護國貨,是愛國行動。請問張帥的屁股坐在哪里?”這一發(fā)問讓張敬堯理屈詞窮,只得憤憤而去。
張敬堯的盤剝壓榨直接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決定要和張敬堯斗爭到底。張敬堯對教育的摧殘,導致長沙城內罷課游行事件不斷。手握重兵的張敬堯對此也一直不以為然。
1919年12月2日,由湖南學生聯(lián)合會發(fā)起,在長沙舉行第二次焚毀日貨大會。學生、教師、工人、市民、店員等三萬多人走上街頭,高舉著“民眾聯(lián)合”、“打破強權”、“抵制劣貨”的標語游行示威,由國貨維持會出發(fā),向教育會坪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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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大家聚集在教育會坪,準備焚燒日貨時,張敬堯的弟弟張敬湯率領一千多名軍警包圍了會場。原來是商會的會長張先贊向張敬堯告了密,請張敬堯派人來阻止這次行動。
張敬湯說:“我們兄弟都是軍人,只知道殺人放火,你們再不解散,我就把你們當土匪,一個個抓起來槍斃。”
張敬湯見學生還不肯散去,直接命令軍警將學生代表徐慶譽、汪國霖、蘇潤坡等,用麻繩捆綁起來,拳打腳踢,并拍攝照片,揚言槍斃示眾。當場有數(shù)十名學生被打成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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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
12月3日,何叔衡在周南女校召開了新民學會會員大會。經過熱烈討論,大會形成決議,發(fā)動全市各校師生罷課罷教,同時組織“驅張”請愿團和“驅張”代表團,分赴各地,將張敬堯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1919年12月6日,湖南第一師范、湖南商專、修業(yè)學校、楚怡學校、周南女校首先罷課。不到一星期,長沙城各中等以上學校和部分小學,一萬三千多人一致罷課。
12月18日,“驅張”請愿團到達北京。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運動學生代表鄧中夏等人,到車站迎接,安排他們住在北京大學三院附近的馬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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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中夏
12月28日,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會在北京的湖南會館召開,到會者有一千多人,在學生們的動員下,13個湘籍國會議員紛紛簽字參加“驅張”。
1920年1月28日,旅京湖南各界代表團又聯(lián)合向國務院請愿。沒有找過靳云鵬總理。大家決定到靳云鵬的私宅去,一定要當面向總理控訴張敬堯的罪行。
靳云鵬并未現(xiàn)身,而是派了個副官出來接見他們。副官轉達代表們的話給靳云鵬,被告知一個星期后給予答復。過了一個星期,湖南各界請愿團再次來到靳云鵬的住所。這里卻是大門緊閉,軍警林立,阻止代表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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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云鵬
毛澤東根據(jù)形勢分析決定,利用軍閥矛盾,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將目光轉向了衡陽。那時候湖南境內,長沙有張敬堯,衡陽有吳佩孚,郴州有譚延闿,常德有馮玉祥,醴陵有張宗昌,湘西還有一些桂系的軍隊。
駐衡“驅張”代表團于1919年12月27日抵達衡陽,湘南學生聯(lián)合會400多人向吳佩孚請愿,吳佩孚親自出來接見,學生們放聲大哭,控訴張敬堯。吳佩孚雖然對學生表示同情,但何時從衡陽出兵,卻是遲遲沒有答復。
毛澤東等人還去保定向曹錕請愿。曹錕見了他們,也只是說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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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錕
毛澤東猜到吳佩孚遲遲不肯撤防的原因,是想借此向廣州軍政府要一大筆部隊的開拔費用。于是,何叔衡致電在廣州軍政府做事的同鄉(xiāng),同盟會元老周震麟,請他出面,為吳佩孚籌辦經費。
1920年3月1日,易培基、何叔衡到達衡陽,兩人先后兩次面見了吳佩孚,吳佩孚表示愿意撤防。請愿團又派出代表與夏明翰和蔣先云一起前往郴州向譚延闿請愿。
代表直系勢力的吳佩孚與湘軍將領譚延闿、趙恒惕,最終達成了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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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恒惕
5月25日,吳佩孚率部開始北撤。與此同時,湘軍下達了總攻擊令。在湖南人民和全國輿論的聲討下,面對著節(jié)節(jié)進逼的湘軍力量,張敬堯慌了。他一邊被迫迎戰(zhàn),一邊向北京政府請求支援。1920年6月1日,張敬堯便倉皇逃出了長沙。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驅張運動終于達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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