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丹丹：讓博物館，成為人們心中的“會客廳”

人物簡介：楊丹丹，首都博物館研究員，中國博物館協會社教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理事，研究方向博物館學及公共教育。

“星守計劃”的孩子們

　　■口述：楊丹丹首都博物館研究員

　　■記錄：熊維西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

　　跨年夜的北京首都博物館格外熱鬧，“博物館時光”2026元旦跨年之夜活動吸引了眾多游客。時光市集人頭攢動，參與非遺體驗的人們排起了長隊……而在“古都北京”常設展廳內，一隊游客正安靜地跟隨一名女性講解員緩步前行。身穿寶藍色制服大衣的她，頭發齊整地盤成一個發髻，吐字清晰地為游客講解著：“北京城里分內城和外城，老輩人常說‘內九外七皇城四’……”這位講解員，正是芳華講解隊的一員。

　　像她這樣的“銀發講解員”，已成為首都博物館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而這支隊伍的背后，是一位深耕博物館社會教育整整40年的推動者——首都博物館研究員楊丹丹。她從現實困境中突圍，將退休群體的熱情轉化為公共文化服務的新力量，同時不忘為孩子們點亮“讀城”的燈火，構建起貫通“一老一小”的全民參與式博物館生態。在“芳華模式”于全國多地推廣、相關國家課題順利結題之際，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對楊丹丹進行了專訪。以下是她的講述——

　　芳華講解隊——老年人的新舞臺

　　白駒過隙，我在博物館系統已工作整整40年了。1987年，我進入遼沈戰役紀念館成為一名講解員；2000年，我開始參與首都博物館新館的籌建工作；2005年首都博物館新館開館時，我帶領組建了一支由27人組成的精英講解團隊。此后，我又創建了芳華講解隊，并擔任博物館新聞發言人十余年。如今，我已轉崗專職從事研究工作。

　　盡管崗位幾經變遷，但我知道，我的根不在辦公室，而在社會教育的第一線。最近，我主持的國家課題“全球老齡化時代背景下博物館公眾教育差異化和社會化的探索與實踐”順利結題，成果得到中國博物館協會和國家文物局的關注與認可。

　　這一課題的提出，源于現實中的困境。

　　2005年首都博物館新館開館時，我們面向全國公開招聘了27名講解員。他們個個都是精英，獲得過各類獎項。然而，北京的生活壓力太大，這些年輕人從全國各地而來，初來乍到只能住在地下室。成家之后，生活負擔日益加重，不少人最終選擇轉行。十年間，27人陸續離開，最后僅剩4人堅守崗位。最困難時，連日常講解都難以為繼。

　　講解員走一兩個不顯眼，但走了一半，我心里發慌。有些博物館可以面向全國招人，但是北京獨有的文化氣質不是靠背講解詞就能掌握的，需要長期浸潤和切身體驗。北京人對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是幾十年生活積淀而成的。而我們在志愿者工作中也早就發現，很多中老年人有時間、有閱歷，責任心強又熱愛北京。于是決定從本地老年群體中招募講解員。

　　2018年，我創立了芳華講解隊，面向全北京公開招募。第一批招了18人，第二批補充到30人。銀行行長、企業高管、技校教師、工程師……他們的身份雖然各不相同，但是有一個共同點：沒有一個人從事過文化相關工作。可當他們走進博物館以后，那種如饑似渴的學習勁頭深深打動了我。他們如同海綿一般，很快將歷史文化知識以及講解技巧吸收進去。從最初只能講解一個展廳，到如今可以通講全館；既可以給中學生深入淺出地授課，也可以從容接待重要嘉賓。八年間，這支隊伍中沒有人主動離職，所有的成員一直堅持到65歲合同到期，才帶著不舍和遺憾離開了崗位。

　　為什么如此穩定？因為他們來博物館不是為了“打工”，而是為了“尋回芳華”。有人昨天剛退休，今天就來報到。對他們來說，博物館不是消磨時光的地方，而是一個重新點燃熱情、實現自我價值的舞臺。他們所獲得的報酬，遠不如他們的付出，但是他們依然樂此不疲。自覺、擔當，恰恰是當下社會最可貴的品質。值得一提的是，芳華隊中大部分是女性。我想，或許是因為博物館工作特別需要耐心、親和力以及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而這些都是女性所具有的天然優勢。

　　這支隊伍的工作量相當于15名專業講解員的工作量，獲得中央精神文明建設辦公室授予的“先進集體”稱號，是全國第一個實行帶薪上崗的博物館老年專職講解隊伍。但這不僅僅是用人方式的調整，更是一場理念的轉變。

　　博物館屬于公共文化空間，不能僅僅追求專業上的縱深發展，還應該向公眾普及，向廣度、寬度和溫度拓展。文化自信不能只停留在專家層面，應該讓大眾真正認識、認同并自覺跟隨。只有當專業不斷深入、公眾廣泛參與的時候，文化的浸潤和滋養才可能真正落地生根。

　　看展覽只是走進博物館的入門體驗。博物館的博大，就如同現在的社會一樣，是多元、立體和有溫度的。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感受今天的幸福和自豪；認識古人的智慧與創造力，才能知道我們一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越是深入研究，就越能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它既給我們提供豐厚的史料支撐，又給當代人賦予深厚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底氣。

　　今天的老年人正處在人生中最自由、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年輕的時候他們要養家糊口，退休之后，他們才有了追求愛好、跨界的機會。芳華隊員當中，有原為工程師的人能將老北京民俗講得活靈活現；有原為教師的人能把四合院講成一部家族興衰史。再出發，不但是個人的圓夢，更是文化的再生，把沉淀一生的經驗和智慧在博物館這個公共空間里重新煥發生機。

　　因此，根據自己的實踐與思考，我把芳華講解隊的經驗發展為國家課題。這個課題在2023年3月獲得批準，正逢國家正式提出發展“銀發經濟”。在160多個以考古、修復為主的申報項目中，以“銀發”群體為研究對象的課題意外地被列為國家級重大課題。

　　在兩年里我組建了一個跨界協作團隊。邀請天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為項目提供法律保障，聯合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共同探索全齡教育路徑，與中國老年大學協會合作共建適老化博物館課程，邀請京東前副總裁從市場角度分析銀發群體需求，特邀著名表演藝術家李光復老師擔任形象代言人。

　　成果不單是論文。“芳華模式”已經在貴州、福建、浙江等地成功復制推廣。貴州聯合當地電視臺對招募、培訓、上崗全過程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而大家一直堅持一個核心理念，博物館不應該只是讓人參觀，更應該成為公眾可以深度參與的平臺。只有這樣，文化才能活起來、傳下去。

　　“讀城”展覽——讓孩子從讀懂一座城開始

　　除了為銀發群體搭建芳華講解隊這樣的平臺，我也一直在探索如何讓青少年與城市歷史建立情感聯系。于是，“讀城”在2015年誕生了。這個展覽沒有一件國寶，只有模型、地圖、老照片和口述史。我們講述燕都的起源、元大都城墻，還原四合院里十二戶人家的生活故事。孩子們可以動手拼裝北京中軸線，也可以拿起畫筆描繪自家的一磚一瓦。原定只展出三個月，結果一展就是800多天。“讀城”不僅在北京引起熱潮，而且巡展到7省23市，六次走進新疆，甚至把種子帶到了雪域高原的西藏。

　　為什么“讀城”如此受歡迎？因為博物館不應該只是“到此一游”的景點，而應該成為人們心中的“會客廳”，親切、熟悉、可對話。

　　我聽不少在海外做博物館志愿者的中國留學生說起過類似的經歷。他們在盧浮宮、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這些地方當志愿者，能講世界藝術史，可一聊到北京，反而知之甚少。這就是文化斷根的痛。

　　因此，“讀城”不是一次性地參觀，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促使人們走到哪里，就記錄下這座城市與北京的聯系。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能自信地說出：“我是中國人，來自北京，是一座有著3000年建城史、800年都城史的城市。”

　　現在我雖然不再直接負責首博的社會教育管理工作，但是仍然在首都博物館深化“芳華模式”，鞏固老年人參與博物館事業的創新路徑；在大運河博物館開展“星守計劃”的試點，提倡家長和孩子一起參加志愿服務，讓青少年從小星星成長為城市文化的守護者。希望家長以身作則成為榜樣，孩子在耳濡目染中成長，年滿18歲后可以自動獲得正式志愿者資格。目前，“星守計劃”已吸引近萬個家庭參與，覆蓋全國十幾個省、2000多所學校。

　　明年我就要退休了。40年來，博物館給予了我豐富的文化滋養，也讓我體會到了一個樸素而深刻的道理：博物館的價值不在于館藏多么珍稀，而在于能否使每一個普通人，無論是5歲的孩子，還是85歲的長者，在這里找到歸屬感、獲得力量、留下自己的故事。現在的博物館不能只收藏過去，還應該參與到當下的創造中來，并為未來留下可以傳承的精神印記。你來過，看過，參與過，講述過，你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如果說有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讀城”展覽可能隨著我卸任而難以為繼。但是品牌已經建立起來，團隊仍然堅持，書也已出版，名為《讀城：體驗沒有圍墻的博物館》。我希望每位讀者帶走的不是一堆知識，而是一種態度：以博物館為鏡，照見自己，照見家國，照見世界。

　　退休之后，我也許會走出去，看看世界；也許會跨界，做點新事。但無論身在何處，我都會繼續為博物館的社會教育發聲。因為這早已超越職業，成了我一生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