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僅炸樓，更要斷我們的根

那天下午兩點鐘，岳麓山上的楓葉還沒紅透，春日的陽光斜斜地照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哥特式尖頂上。學生們夾著書本匆匆走過，誰也沒想到，這是他們見到這座建筑的最后一瞥。

二十七架日軍飛機從東北方向壓過來，黑壓壓的，像一群鐵烏鴉。先是聽到引擎的轟鳴，低沉而固執，由遠及近。接著警報響了，凄厲得很，撕破了那個春日下午的寧靜。有人抬頭看天，手里還攥著剛借來的書。

炸彈落下來的時候，聲音很奇怪，先是尖銳的呼嘯，然后是一聲悶響，地皮跟著顫三顫。圖書館正中挨了一枚重磅炸彈，彈坑直徑超過七米——后來有人量過，說是能躺下十個人。緊接著是燃燒彈，七枚，或者八枚，史料上說得明白，是“一重磅炸彈與七枚燒夷彈”。

火是從內部燒起來的。木質書架、線裝書、牛皮封面、道林紙……都是頂好的燃料。火苗先是在窗玻璃后頭跳動，然后猛地竄出窗口，舔著石質的窗欞。濃煙滾滾，不是尋常人家炊煙的那種青灰色，是黑的，墨汁一樣的黑，筆直地升上去，在岳麓山上空結成一片不散的烏云。

有個叫何愛德的美國女人當時正在橘子洲吃飯。她在回憶錄里寫：“我們看到一枚燃燒彈投下、燃燒，接著看到一幢建筑化為熊熊火海。一座圖書館，中國最好的圖書館之一，被夷為平地。”她連問了三個“為什么？”——為什么轟炸大學？為什么殺害平民、學生和農民？

問得好。可侵略者的邏輯里沒有為什么。

五萬四千零九十一冊書，每個數字背后都是具體的失去。中文平裝書兩千九百五十九冊，線裝書四萬七千零四十四冊，外文書四千零八十八冊。線裝書里有多少宋元舊本？多少名人手澤？多少“世無復本之孤籍”？沒人說得清了，都成了那個下午岳麓山腳下的一地灰燼。

火整整燒了五個多小時。黃昏時分，火勢漸弱，人們敢湊近了看。圖書館已經沒了，只剩四根愛奧尼克石柱還立著，殘的，斷的，熏得漆黑，倔強地戳在廢墟上。附近躺著尸體，“有的人被炸碎了，腸子掛在電線桿上”——史料里這句話我讀了很多遍，白紙黑字，冷冰冰的，比任何文學描寫都刺眼。

湖南大學發了份《正告中外文化界宣言》，寫得悲憤：“強敵以二十分鐘內之暴行，一舉而焚燒炸毀之，古跡碎為瓦礫，典籍變為灰燼，科學儀器標本毀成碎金壞木……處心積慮之集恨于文化，明眼者目能辨之。”

“處心積慮”這四個字用得很重。是啊，不是誤炸，不是順手，是認準了來的。圖書館正中那個彈坑，七米寬，是瞄準了投的。燃燒彈一枚接一枚，是要確保燒得干凈，片紙不留。這是沖著文化來的，沖著千年文脈來的。岳麓書院從宋代辦到民國，朱熹、張栻在這里講過學，曾國藩、左宗棠從這里走出去，如今連磚帶瓦，連書帶人，都要從地圖上抹掉。

可有些東西是抹不掉的。

圖書館被炸前大半年，其實有批特殊的“客人”在這里住過。八十箱故宮文物，精品中的精品，1937年8月21日悄悄運進來，藏在圖書館地下室里。戰局變得太快，第二年1月，又悄悄分兩批撤走了，往貴州深山里運。4月10日圖書館被炸時，這批文物剛走兩個多月。

冥冥中像是逃過一劫。但細想又不是僥幸——是有一群人，在戰火里拼了命地護著這些箱子翻山越嶺。他們知道里頭是什么，知道一個民族最不能丟的是什么。

同一天，同一個湖南，還有別的事情在發生。

長沙臨時大學——就是后來的西南聯大——在岳麓山另一邊的新校舍，也被盯上了。那是4月11日，轟炸的第二天。二十七架飛機，每隊九架，很整齊。投彈二十多枚，最重的五百磅。新建的理工館、文法館、學生宿舍，還沒正式用過，就被炸得屋頂洞穿、墻壁開裂。損失估價十萬元——1938年的十萬元。

梅貽琦校長后來寫文章，語氣很平靜：“敵機復于1940年9月3日及1941年3月3日，兩次對此空屋，大舉投彈。”空屋，他強調是空屋。炸了第一次，我們修；你再炸，我們再修。炸到第三次，他淡淡地說：“巍巍建筑，屹立如故，僅東樓墻角略受損傷。”

“屹立如故”四個字，讀來驚心動魄。

轟炸最狠的時候，西南聯大在昆明也躲不過。1940年10月13日，敵機俯沖投彈，師范學院男生宿舍全毀。1941年8月14日，數十枚炸彈落在新校舍，常委會辦公室、圖書館書庫一部分、實驗室、四分之一的學生宿舍……被炸平了。

校舍能炸平，課卻炸不停。梅貽琦說：“校舍被炸之下，弦誦之聲，未嘗一日或輟。”弦誦之聲，就是讀書聲。飛機在頭頂嗡嗡，炸彈在附近炸開，先生拍一拍身上的灰，繼續講《詩經》里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學生抹一把臉上的土，接著記筆記。

這是怎樣的場景？我想象不出來。我只能從史料里知道，第二天，聯大照常上課。是的，照常。

回到湖南大學。圖書館燒了，書沒了，學校往西遷，遷到辰溪。一千多人，教授46人，學生535人，加上家屬，挑著擔子，背著包袱，往湘西大山里走。到了地方，沒房子，圖書館只分得兩間平房，當辦公室和閱覽室。書庫怎么辦？租農民的房子，分散在附近村子里。還不放心，又在三華里外的山谷里挖洞，修了四個地下書庫。

躲轟炸是躲不過的。1939年9月21日，1940年10月11日，辰溪也被炸了。校舍毀了十幾棟，儀器壞了百余件，人死了傷了。書呢？242冊被焚——比起長沙那五萬多冊，這個數字幾乎讓人苦笑。大部分書保住了，因為藏在山里，藏在洞里，藏在農民家里。

最讓我動容的是后來的一件事：學校窮得叮當響，還想著怎么把書重新湊起來。他們定了捐贈規則，分四等：捐一百到兩千元的，名字刻紀念牌；捐兩千到一萬元的，專門編個目錄；捐一萬到五萬元的，新館蓋好后單開一室藏你的書；捐五萬元以上的——這在當時是天價——學校送你匾額。

真有人捐。1939年，有人捐了《大英百科全書》《萬有文庫》《四部備要》《古今圖書集成》。1942年，譚延闿的家人捐了古籍140箱，兩萬六千多冊。還有位叫陳浴新的軍人，自己愛藏書，在福建搜集了四萬多冊，用軍車往湖南運，路上遭遇日軍，毀了一半，運到湖南還剩兩萬多冊。1949年后，他全捐了，每本書上都蓋了藍印：“陳浴新的書贈與湖南大學校公閱”。

“公閱”兩個字，看得人眼眶發熱。

到1947年，湖南大學圖書館的藏書量，居然超過了戰前。七萬九千一百五十八冊，白紙黑字記在檔案里。線裝書四萬一千八百九十一冊，中文平裝書一萬六千八百零八冊，西文書兩萬零四百五十九冊。分類賬做得細細的，總類、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語言、文學、自然科學……一筆一筆，清清楚楚。

廢墟上長出新館，灰燼里生出新書。你說這是奇跡嗎？我覺得不是。這是無數普通人，在漫長的十年里，一本一本湊出來的，一磚一瓦蓋起來的。教授們一邊躲警報一邊寫講義，學生們在煤油燈下抄書，工友冒死從火場里搶出燒掉一角的孤本，農夫騰出自家的谷倉給學校放書，將軍把半生收藏悉數捐出……

他們沒有說過什么豪言壯語。檔案里留下的，多是些干巴巴的數字：某年某月某日，敵機幾架，投彈幾枚，毀屋幾棟，傷幾人，亡幾人，書損幾冊。然后就是：課照常上，書繼續買，館還要建。

如今我們去岳麓山，看到湖南大學圖書館矗立在原地，不是1933年那座哥特式建筑了，是后來重建的。學生們進進出出，借書還書，腳步輕快。他們可能不知道，腳下這塊地，八十八年前的春天，曾經燙得站不住人，黑色的灰燼漫過腳踝，燒焦的書頁像黑蝴蝶一樣在熱風里打旋。

但總有人應該記得。記得那個下午，二十七架飛機，五萬多冊書，五個小時的大火，和四根不肯倒下的石柱。

記得在轟炸最猛烈的時候，弦誦之聲，未曾一日或輟。

記得一個民族最黑暗的歲月里，有些人死死守著一些東西——不是金銀財寶，不是城池土地——是書，是字，是幾千年來攢下來的那點道理、那點念想。他們相信，只要這些還在，脊梁就斷不了，天地就翻不了。

歷史有時候很重，一頁紙寫不盡一場大火；歷史有時候也很輕，輕到只是一聲翻書的脆響，在春日的陽光里，清晰又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