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大會堂發生槍擊案，“兇手”是開國上將的兒子，結果如何？

1966年2月2日早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接見外國友人，雙方相談甚歡，中午臨近會議才結束。

周總理將外賓一一送走后，正準備休息，突然警衛人員急匆匆趕來匯報，說人民大會堂北面西頭二樓半服務間北面雙層玻璃破裂，地上遺有玻璃碎渣，經警衛科鑒定，是槍擊導致。

大會堂采用的都是雙層防彈玻璃，子彈能貫穿，說明開槍之人相距并不遠。總理身邊的工作人想明白這點，瞬間汗毛倒立，或許在總理送別外國友人時，兇手正在附近？

總理沒有畏懼，但很憤怒，人民大會堂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象征，如此莊嚴肅穆的地點，卻發生這樣惡性的事件，傳出去影響太壞了。隨即周總理要求限期破案，從嚴處理。

幾天后，經各方反復確認，“兇手”找到了，但總理看到名字后只是憤怒地說了一段令人深省的話，并沒有如先前那般堅定追究，這是為何呢？

關于這次槍擊案件，公安部副部長于桑、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公安部三局副局長王恩眷等人都留有詳盡的回憶記錄，本文就是綜合多方的一手資料，盡可能全面還原。

第一個發現彈孔的人是人民大會堂的女服務員遲秀英，2月2日12時10分，她發現玻璃的異常，迅速上報警衛科。警衛科科長郝書生一面保護現場，一面向各級領導匯報，不多時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副處長朱培新就帶著技術人員趕到。

經勘察，人民大會堂二樓半服務間的雙層玻璃各有一個偏左下方的洞孔，呈火山口狀。在檢查時，另一名女服務員姜宗珂發現了二層玻璃中間地面上的變形子彈頭。

確認出現槍擊事件后，各單位層層上報，周總理下令務必盡快徹查。總理對此事很上心，第二天早上又親臨現場了解情況，當得知公安部尚未理出頭緒后，生氣地說：案子發生快一天了，基本情況都沒搞清，這樣慢騰騰的怎么行！

總理之所以如此著急，概因這個房間的后面就是宴會廳，人民大會堂第一次出現如此惡性的事件，得考慮是否有敵特要挑起政治風波？

他對偵查工作做出指示，要研究是從什么方向打來的、用的是什么槍、當天從西長安街通過了哪些可能藏匿槍支的車，務必從中找到線索。

離開前周總理還特別叮囑：“馬上打電話通知總參、總政、北京衛戍區的主要負責人來人民大會堂看看現場，再開會研究組織查破。由公安部統一負責，各有關單位參加，組織查破工作，明確任務，分頭去辦，要火速行動，晝夜不停，要在一兩天內查出個結果來，向我報告。

很快公安部謝富治部長、楊奇清副部長，北京軍區楊勇司令員，總參李天佑副總長，總政梁必業副主任等領導都抵達現場，從部門內抽出精干人員組成專案組，由公安部副部長于桑來統籌負責。

3日下午兩點，專案組召開會議，討論后認為此案有兩種可能，一是階級敵人破壞，二是飛彈誤傷。

其實參與調查的干部們都比較傾向于第二種可能，因為2日那天北京刮了大風，能見度也非常低，不利于刺殺。且人民大會堂北面二樓一般不安排政務活動，北面的長安街人流量也非常大，按照常理不會有殺手冒著被發現的風險去做極小概率的事。

當初槍支管理還不嚴格，時不時有人在城中打鳥，相比較起來，這種意外反而可能性更大。

但中央如此重視，加上人民大會堂地位特殊，專案組還是不敢怠慢，立即讓技術專家檢測彈頭和彈孔，并針對場外做出三點安排：

一是查2月2日當天通過南長街南口崗亭的所有敞車；二是查各單位的槍支近期是否丟失、使用過；三是對周圍住房進行摸底，留意當天是否有人打鳥。

專案組的各部門火速按任務行動，當晚9點的指揮部碰頭會議上，公安局治安處副處長朱培新先做了匯報。

經過摸查，2月2日上午9點至12點通過人民大會堂北面的車輛共有944輛，攜帶槍支的只有北京地質學院的一輛卡車，其從通縣拖回42支修好的小口徑步槍回校，但車上共有6人，都沒有在大會堂附近打槍。

從中央、國家機關、軍隊、北京市委等單位共檢查了10735支小口徑槍支，并沒有特別可疑的。

隨后公安部六局辦公室主任胡鳴孔匯報了具體情況，說在對南長街一帶調查時，有人反映，這幾天有首長的孩子在房上用小口徑槍打過麻雀。

走訪后了解到2月2日那天只有兩個孩子開槍，一個是在下午，另一個則時間吻合，對象為開國上將李達的兒子李迪民。

專案組成員各自說了對偵查方向的看法后，于桑布置了接下來的工作，該排查摸底的要繼續，避免出現漏洞。進一步加強技術檢測，要推斷出具體的射擊槍支和距離。

隨后于桑、呂展、王恩眷等人在胡鳴孔的帶領下抵達李達的家，對李迪民進一步詢問的同時，還仔細觀察了現場情況。

李迪民及他們家看門師傅兩人的話可以互相印證，2月2日早上9點，李迪民發現鳥群，在院內開了一槍，打死一只麻雀。他覺得不過癮，又上房去打。

他換了好幾個位置，有一個點位的槍口正好朝著人民大會堂北樓窗戶。當時李迪民眼里只有麻雀，并未注意到這點。到11點左右刮起大風，他感覺不好射擊，就回到家中。

于桑等人通過觀察，發現了兩處架槍的痕跡。根據的目測，射擊點至被打壞玻璃的距離約600米，在步槍的有效射程內。他們心中已有大致判斷，離開時帶走了李家的步槍及房頂的十余個彈殼回去檢測。

經一番技術驗證以及槍擊對比，2月4日上午專案組得到了結果：李家步槍里的彈頭樣本同現場彈頭，兩者膛線條紋相一致。打玻璃的射擊試驗，蜘蛛網狀裂紋也極度相似。

于是在當晚7時左右，于桑、呂展、王恩眷等專案組骨干前往中南海匯報。周總理看到材料里的證據時，還是不放心地用放大鏡仔細觀看彈頭樣本的對比，發現有三條紋線完全一致、另三條紋線不是完全相符時皺起眉頭。

旁人連忙解釋，這是因為現場的彈頭受撞擊成蘑菇狀，紋線受到輕微損壞的緣故。總理聽后慎重地要求再做射擊試驗，隨即接著翻閱材料。

當看到匯報認定“人民大會堂槍擊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飛彈造成”時，生氣地說：怎么可以在城市打鳥呢？城市里到處是人群，流彈會傷人的。高干子弟要嚴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歷史教訓的。

沉吟片刻，周總理下了指示：各地槍彈無數，保管不善的情況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盡快搞出槍彈登記管理辦法來。各種槍支都要管。搞出個管理試行辦法來，先發下去執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來，直接送給我，由國務院頒布。

專案組對于兩項任務都立即去落實，先出成果的自然是槍擊試驗。當晚工程師就對現場做了仔細測量，距離、窗框、玻璃材質等等因素做到精確，于北京西郊射擊場進行還原。在進行了22次反復試驗后，確認子彈就是由那把槍射出，周總理看到結論也點頭贊同。

考慮到李迪民年紀太小，又是無心之舉，總理決定不予追究，不過這件事引起了中央對槍支管理的注意。

2月9日，北京各單位接到了《北京市私人運動槍支管理規定》通知，要求必須在2月15日將槍支登記情況上報北京市公安局。

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登記管理實行辦法》也宣告出臺。后來國家對于槍支管理不斷收緊，漸漸就有了我們熟悉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