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字四萬七千余的《康熙字典》，為何被罵成制造文盲的枷鎖（下）

在評價清代文化政策時，常有人將《康熙字典》與文字獄相提并論，指其為“思想壓制”的幫兇、“制造文盲”的枷鎖。此論看似關切思想自由，實則混淆了辭書的功能與政治手段之間的本質區別，屬于典型的因果錯置。

八、《康熙字典》的精神實質：文化傳承之橋，思想包容之范

清廷“文字獄”，是以行政權力對言論與思想實施的系統性迫害，表現為查禁“違礙”書籍、刪改文獻內容、羅織罪名、株連文人，乃至釀成血案。

這是一種赤裸的政治暴力，目的在于鉗制異端、鞏固統治。而《康熙字典》作為一部官修大型漢字工具書，其編纂初衷并非服務于意識形態控制，而是為了統一字形、規范音讀、考訂字義，便于士子研習經典、科舉應試，以及推動學術的系統化傳承。

《康熙字典》

二者在性質、目的與功能上截然不同，斷不可混為一談。

事實上，《康熙字典》在內容收錄上展現出極大的包容性與學術中立性。編者秉持“旁羅博證，來歷典確”之原則，廣泛采錄經史子集各類文獻，不僅詳引儒家五經，亦不避道家煉丹術語、佛門偈語、卜筮用語，甚至民間俗諺俚語皆有所錄。

對于一字多義、眾說紛紜者，往往并列諸家解釋，不輕下斷語，體現出“存異兼容”的治學態度。這種尊重學術多樣性的立場，本身就與“思想壓制”背道而馳。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康熙字典》大量收錄俗字、異體字與古文奇字。它并未強行推行單一標準寫法，也未因某些字形“不合禮制”或“有傷風化”而刻意剔除。

相反，它忠實記錄了漢字在漫長歷史中自然演變的復雜面貌。從甲骨金文到隸楷行草，從官方正體到民間俗寫，無所不包。

《康熙字典》

這種對語言真實生態的尊重，非但未壓縮漢語的表達空間，反而增強了其彈性與生命力。正如古人所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康熙字典》所做的，正是盡可能讓“書”接近“言”，讓“字”承載“意”。

正因其不回避爭議、不掩蓋差異、不妄加裁斷的特質，使得這部字典超越了一般官修書籍可能帶有的政治局限，成為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集大成之作。

我們完全有理由理直氣壯地說，《康熙字典》絕非文字獄的產物，更非思想控制的工具。它以學術理性為經緯，以文獻實證為基石，在漢字系統整理、音韻訓詁規范、文化血脈保存諸領域厥功至偉。

三百年來，學者倚之如燈，海外傳播不絕，足證其價值之深厚。將其與文字獄強行勾連，實為對歷史的誤讀、對文獻的曲解、對文化工程本義的錯判。

朝代歷史文化書柜

今日重審此煌煌巨典，我們更應還其學術之清白，敬其編纂之匠心。它非思想的牢籠，實為跨越時空的知識津梁；非壓制的利器，乃是文明不熄的傳承圣火。

九、《康熙字典》的屬性：是字書，不是韻書

這里順便捎帶說一句，這些批評者將《康熙字典》稱為“韻書”，并聲稱“注音符號古已有之”，這是非常低級的常識性錯誤。

《康熙字典》本質上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字書”，而非“韻書”。所謂字書，是以分析漢字的形、音、義為核心任務的辭書類型。

網絡上的錯誤言論：誤把《康熙字典》當作韻書

簡單講，就是專門用來查漢字形、音、義的工具書，作用相當于今天的《新華字典》。它按部首或筆畫排列，比如“江”“河”“湖”都歸在“水”部，方便你根據字形找字。它的重點是告訴你這個字怎么寫、什么意思、從哪兒來、怎么用。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南朝顧野王《玉篇》、宋代《類篇》、明代《字匯》《正字通》，還有清代的《康熙字典》等，它們都是字書，先析形，再釋義，最后附上讀音作為補充。。

清代《切韻考》書影

而韻書則以音韻系統為主導，按聲調、韻部排列漢字，主要用于詩文押韻與語音研究，它是按音排隊的，先把漢字分成若干“韻部”，比如“東”“冬”“鐘”各成一部，再按平、上、去、入四聲分類。

代表作如隋代《切韻》、唐代《唐韻》、宋代《廣韻》、元代《韻會》、明代《正韻》等，都是詩人寫詩時用來查哪個字和哪個字能押韻的工具。雖然它有時候也解釋字義，但根本核心還是“音”。

你翻《廣韻》，看到的是“東，德紅切，平聲”，但很少解釋“東”是什么意思，因為那不是它的任務。

明代《正韻》書影

盡管《康熙字典》在注音上采用反切法，并標注平仄四聲，具有一定的音韻學特征，但這只是為了完善注音，其主體結構仍以214個部首編排，逐字釋義，廣引經史子集、佛道典籍中的用例來解釋字義，明顯承襲自《說文》《玉篇》以來的字書傳統。

這些批評者將《康熙字典》輕率貶為“不過又一本韻書”，暴露了其對中國古代辭書體系的基本認知缺失。

此外，所謂“注音符號古已有之”的說法也屬信口開河。現在常用的“ㄅ、ㄆ、ㄇ、ㄈ”這套注音符號，是1918年才正式公布的近現代產物，古代并無這種統一的拼音化注音符號。

古人也會遇到生字不知道該怎么讀，也確實需要給漢字注音，但方法跟現代拼音化注音符號完全不同。

國音注音符號

在古代，核心注音方法有直音法、反切法兩種主流形式，早期還曾使用讀若法、譬況法作為輔助，此外還有為適配詩詞押韻產生的葉音法。《康熙字典》以反切法為核心，直音法為輔助。

所謂“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為一個字注音，前字稱反切上字，取其聲母；后字稱反切下字，取其韻母和聲調，二者相拼即為被注字的讀音，比如《康熙字典》：“瓜，古華切”、“婆，蒲波切”。

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直接標注，無需額外描述，常用“音某”“讀某”表述。如，《康熙字典》中“蒙，音濛”、“京，音驚”、“垓，音該”。

十、《康熙字典》：漢字傳承的千年燈塔，文化根脈的不朽豐碑

《康熙字典》作為中國古代最后一部由官方主持編修的大型漢字字書，其意義遠超一部普通工具書，堪稱漢字文化傳承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從學術層面看，《康熙字典》集漢代《說文解字》以來辭書編纂之大成，采用214部首分類法編排漢字，收錄字數逾四萬七千余，規模空前，為彼時漢字整理研究之最。

《康熙字典》中的反切法和直音法

其治學嚴謹，廣泛征引經史子集各類文獻作為書證，力求每個解釋都有根有據，在字義考證和訓詁方面展現了極高的學術水準，在訓詁、考據方面體現出高度的學術嚴謹性。

清代乾嘉學派代表人物如段玉裁、王引之等在研究古文字時，常以《康熙字典》為參考；近代《中華大字典》《辭源》《辭海》的編纂，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漢字簡化工作，也都借鑒了其體例與框架。可以這樣說，現代漢語辭書的基本范式，正是在《康熙字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在文化傳承方面，《康熙字典》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它保存了大量瀕臨失傳的古字、異體字和罕見字，完整地記錄了漢字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形態，成為研究漢字演變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

《康熙字典》中的反切法和直音法

在印刷技術尚不發達、文獻極易散佚的年代，朝廷以舉國之力對漢字進行全面梳理與系統歸檔，實則完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文化搶救工程。這不僅是對語言本身的保護，更是對中華文明連續性的有力維系。

這部巨著的誕生過程，本身就體現了清代前期學者們嚴謹的治學精神。由漢族文人陳廷敬、張玉書等領銜，匯聚了全國頂尖的學者，歷時六年，反復校勘修訂，力求精準無誤。

這種重視證據、講究出處的考據風氣，深刻影響了此后兩百多年的學術傳統，推動了中國傳統學問向更科學化、系統化的方向邁進。

《康熙字典》中的反切法和直音法

《康熙字典》的影響力還超越了國界。成書后不久，它就傳到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同樣使用漢字的國家，迅速成為這些地方學習漢語、研究中國經典的核心工具書，有力地促進了東亞區域的知識交流和文明互鑒。

當然，受時代條件限制，《康熙字典》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個別引文出處有誤，某些釋義不夠精確，部分異體字收錄略顯冗余，但這些瑕疵并不能掩蓋它整體的輝煌成就。

我們評價一部歷史典籍，不應以今律古，更不能因枝節問題而否定根本價值。把這樣一部凝聚了無數人智慧、服務于文化傳承的經典，簡單地貶低為“維護皇權的工具”或“制造文盲的機器”，是片面的。

《康熙字典》中的反切法和直音法

《康熙字典》并不只屬于某個時代或某個群體，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寶。它把散落在三千年典籍中的漢字碎片，整合成一座結構清晰、脈絡分明的知識殿堂，讓我們后人能夠跨越時空，讀懂祖先的思想與情感。

面對如此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們需要的不是簡單化、情緒化的批判，而是懷著敬畏之心去理解，用理性之思去傳承。

今天，當我們翻開這部厚重的典籍，看到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個方塊字，更是一部綿延不絕、承載著中華文明精髓的宏偉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