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中方拒絕后，歐盟內部終于意識到：中國已經不把他們放在眼里

2026年1月12日，歐盟委員會正式發布了關于接受中國電動汽車企業提交價格承諾申請的指導文件，這標志著持續了一年多的中歐電動汽車關稅爭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文件的出臺，實質上宣告了歐盟此前試圖通過高額關稅壁壘阻擋中國汽車進入歐洲市場的計劃未能達到預期目標。

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曾堅持認為必須通過征收反補貼稅來以此抵消中國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優勢”，但在經歷了長達數月的幕后博弈與現實數據的沖擊后，布魯塞爾方面最終選擇了接受價格承諾這一替代方案。

根據該方案，中國車企將承諾在歐洲市場的銷售價格不低于設定的最低限價，以此作為交換，歐盟將不再對相關企業征收此前裁定的高額反補貼稅。

圍堵中國慘遭反噬

回顧這場貿易摩擦的起因，2024年10月，歐盟在法國等成員國的推動下，不顧德國及多家歐洲本土汽車巨頭的反對，強行通過了對華電動汽車加征關稅的終裁決議。

當時的決議規定，在原有的10%關稅基礎上，對比亞迪加征17%的關稅，吉利汽車為18.8%，而上汽集團則面臨高達35.3%的頂格稅率，對于其他未配合調查的企業也統一適用35.3%的稅率。

歐盟委員會當時在公告中聲稱，這一決定是基于對中國電動汽車產業鏈的反補貼調查結果，旨在保護歐盟本土汽車產業免受低價進口產品的沖擊，并強調這是為了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

然而，在關稅政策實施的一年多時間里，歐洲汽車市場的實際運行情況并未如歐盟決策層所愿，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的市場份額并未因關稅出現斷崖式下跌，相反，部分頭部企業通過技術迭代和成本控制，依然保持了較強的市場競爭力。

數據顯示，2025年全年，中國品牌在歐洲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占有率依然維持在較高水平，甚至在部分細分車型上實現了逆勢增長，這直接證明了單純依靠關稅無法解決歐洲汽車產業競爭力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歐盟的關稅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對歐洲自身的汽車產業鏈造成了顯著的負面影響，這種反噬效應首先體現在依賴中國供應鏈的歐洲車企身上。

大眾汽車在安徽生產并返銷歐洲的Cupra Tavascan車型，被歐盟認定為需要繳納高額關稅，這導致大眾集團不得不面臨成本飆升的困境，該集團高層曾多次向歐盟委員會表達不滿，指出這種政策正在削弱歐洲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此外，歐洲汽車產業在電池、電機等核心零部件上對中國的依賴度極高，2025年的貿易數據顯示，盡管整車關稅壁壘高筑，但歐洲從中國進口的動力電池和相關原材料數量不降反升，這表明歐洲在短時間內無法建立起獨立且具有成本優勢的新能源供應鏈。

中方反擊拳拳到肉

在歐盟揮舞關稅大棒的同時，中國方面并未采取單純的防御姿態，而是依據世貿組織規則和國內相關法律，啟動了一系列針對性的反制措施。

中國商務部的反制策略并非全面鋪開，而是選擇了歐盟內部支持加稅立場最為堅定的國家及其核心出口產業進行精準回應。

2025年7月4日，中國商務部發布終裁公告，認定原產于歐盟的進口相關白蘭地存在傾銷行為，決定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稅率設定在27.7%到34.9%之間，這一措施直接沖擊了法國的干邑行業。

法國作為推動歐盟對華電動車加稅的主要國家，其白蘭地產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相關數據顯示，中國是法國白蘭地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之一，反傾銷稅的實施導致軒尼詩、馬爹利等品牌在中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大幅下降，進而引發了法國國內農業組織和酒類協會的強烈抗議。

緊隨其后的是針對歐盟豬肉產品的反傾銷調查，這一行動主要指向了在投票中投下贊成票的西班牙等南歐國家。

2025年12月17日，中國商務部正式確立了對歐盟進口豬肉的反傾銷關稅，這對于作為歐盟最大生豬生產國和對華豬肉出口大國的西班牙而言，意味著其支柱性農業產業面臨巨大的市場流失風險。

除了白蘭地和豬肉，中國還在2025年12月23日宣布對原產于歐盟的奶油、奶酪等乳制品征收臨時反補貼關稅，稅率高達42.7%，并將調查期延長至2026年2月，這一舉措將壓力傳導至荷蘭、愛爾蘭等乳制品出口大國。

這一系列反制措施在歐盟內部引發了劇烈的連鎖反應，原本在對華關稅問題上立場并不統一的歐盟成員國之間分歧進一步擴大，受損嚴重的農業和食品加工業團體不斷向本國政府和歐盟委員會施壓，要求重新審視對華貿易政策。

傲慢歐洲終于低頭

與此同時，地緣政治層面的博弈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歐盟高層在過去兩年頻繁訪華，試圖在烏克蘭危機等國際熱點問題上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選邊站隊，但中方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立場。

外交部多次明確表示，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制造者，也不是當事方，反對任何形式的道德綁架和雙重標準，對于歐盟方面試圖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的做法，中方給予了冷處理。

在2025年的多次中歐高層互動中，歐盟方面發現其慣用的政治施壓手段并未奏效，中國在處理雙邊關系時更加注重實際利益和對等原則，不再單方面遷就歐盟的政治訴求。

這種外交姿態的轉變背后，是中國在新能源、人工智能、5G通信等關鍵技術領域已經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產業鏈優勢，不再像過去那樣在技術和市場上單方面依賴西方。

大眾汽車向小鵬汽車購買技術平臺、斯泰蘭蒂斯入股零跑汽車等案例表明，中歐汽車產業的技術合作模式已經從過去的“歐洲輸出技術”轉變為“中國輸出技術”，這種產業實力的逆轉從根本上改變了雙方談判的籌碼分布。

歐盟委員會最終同意回到談判桌前，接受價格承諾方案，是在評估了貿易戰的經濟代價、內部成員國的政治壓力以及產業競爭力的現實差距后做出的務實選擇。

價格承諾機制的達成，雖然在形式上保留了歐盟反補貼調查的“成果”，但實際上是歐盟承認了無法通過單邊制裁迫使中國改變產業政策，雙方必須在規則框架內尋找共存之道。

對于中國車企而言，價格承諾雖然意味著在歐洲市場的定價策略受到一定限制，但也避免了被徹底關在市場門外，同時倒逼企業通過提升品牌溢價和產品附加值來維持利潤。

從長遠來看，2026年1月的這份指導文件，不僅是一份貿易爭端的解決方案，更是全球經貿格局變遷的一個縮影，它揭示了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下，傳統的關稅壁壘和政治施壓已經難以撼動具備全產業鏈競爭優勢的經濟體。

歐盟內部關于“去風險”的討論，在經歷了一年多的實踐檢驗后，不得不面對“去風險”可能演變為“去工業化”的嚴酷現實，因為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切斷與世界最大制造業國家的聯系，其成本是任何一個經濟體都難以獨自承受的。

未來的中歐經貿關系，大概率將在這種“斗而不破”的常態中繼續發展，歐盟可能會繼續在碳足跡、供應鏈審查等非關稅壁壘上尋找新的博弈點，但此次關稅風波的結果已經表明，任何缺乏實力支撐的強硬政策，最終都難免在現實面前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