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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毛主席有兩張合影,名字出現在毛選里,他拍的片塵封73年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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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春天,延安窯洞口的一幕被拍進了一臺瑞士產的16毫米攝影機里。

      畫面不長,只有幾秒鐘。

      毛澤東穿著灰色中山裝,頭發(fā)略顯蓬亂,從窯洞里走出來,迎接兩位外國記者。



      誰也沒想到,這幾秒鐘后來成了已知最早的毛主席延安時期影像。

      拍攝的人叫博斯哈德,瑞士人,記者出身。

      同行的是斯蒂爾,美國人,曾在斯坦福讀文學。



      兩人一個來自中立國,一個是美聯(lián)社的駐華記者,卻不約而同,選擇在最危險的年代,深入到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陜北蘇區(qū)。

      那會兒的延安,不是今天人們印象里的“紅色圣地”。

      它是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的區(qū)域,交通不便,物資匱乏,外界對這里幾乎一無所知。



      可就是這個地方,吸引了不少西方記者、學者、醫(yī)生和傳教士前去探訪。

      他們想知道,這幫“紅軍”到底是怎么回事。

      斯蒂爾1931年就來過中國,起因是“九一八事變”。



      后來他親歷了“七七事變”和南京大屠殺,差點命都丟了。

      他目睹了日本人如何屠城,然后寫下了詳實的報道,傳回了華盛頓。

      他不是那種坐在辦公室里寫稿的記者,他要真相,要第一手材料。



      博斯哈德則是另一種人。

      更安靜,更敏銳。

      他早年在歐洲戰(zhàn)場跑新聞,來中國后第一時間就盯上了共產黨。



      他是長征之后第一個走進延安的歐洲記者。

      那時候交通不便,從西安到延安得靠八路軍辦事處安排,坐軍車、走山路,一走就是好幾天。

      這倆人是通過介紹來的。



      斯諾和史沫特萊,一個推薦了斯蒂爾,一個介紹了博斯哈德。

      斯諾那時候剛寫完《紅星照耀中國》,在西方引起不小關注。

      外國記者突然都想去延安看看。



      于是,一個小高潮開始了。

      他們到延安那會兒,毛澤東正在寫《論持久戰(zhàn)》。

      斯蒂爾坐在他對面,兩人對談了三個小時,話題包括中日戰(zhàn)爭、國際局勢、共產黨對內戰(zhàn)和美國調解態(tài)度的看法。



      毛澤東說:“日本三個弱點,兵力不夠、士氣不好、指揮愚蠢。”斯蒂爾記得很清楚。

      這個談話后來被編進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題目是《美國“調解”真相和中國內戰(zhàn)前途——和美國記者斯蒂爾的談話》。

      那段時間的延安,說實話,條件確實苦。



      他們走的路都是泥濘的黃土路,沿路全是挑著行李、背著書包、步行前往延安的年輕人。

      有人穿著打補丁的棉衣,有人帶著畫板,有人連飯都沒吃飽,但眼神特別亮。

      他們拍下了很多畫面:青年們在延河邊洗衣服,魯藝的學生在窯洞外畫速寫,紅小鬼用舊書本打乒乓球,八路軍戰(zhàn)士在操場上訓練,還有群眾把寫了意見的紙條投進木頭做的意見箱。



      沒有導演,沒有布景,全部是真實發(fā)生的日常。

      有一幕特別打動人。

      魯藝的學生站在山坡上,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



      鄭律成穿著格子襯衫,在前面指揮。

      一個穿白衣服的小姑娘站在最前排,聲音清亮。

      幾十年后,她在上海檔案館看到這段畫面,眼淚一下就下來了。



      她說:“那會兒我才十五歲。

      這部紀錄片叫《延安之旅》,全長21分49秒,是無聲的黑白片。

      拍完后,拷貝送到了瑞士,存進了蘇黎世聯(lián)邦理工學院的歷史檔案館。



      一直到幾十年后才被上海市檔案館找到件,當成寶貝一樣保存起來。

      檔案館的專家們用了半年時間,一幀一幀地考證。

      誰是誰,在哪兒拍的,是哪一年、哪一天,連后面山的走向都對過。



      有位專家說:“我們不是為了做展覽,是為了還原歷史的真實。

      斯蒂爾后來又回過一次延安。

      那是1946年,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內戰(zhàn)已經一觸即發(fā)。



      他再次采訪毛澤東,談話內容又被收錄進《毛選》。

      這一次,他說了一句話:“我只待了十天,如果再多待一天,我也許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

      可惜的是,這段旅程之后,延安再次進入封鎖期。



      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外人對延安的了解依然有限。

      而那段影像,成了少數能穿越時空的證據。

      1978年,斯蒂爾再來中國。



      白發(fā)蒼蒼的他收到一套中文版《毛選》。

      他翻到那一頁,停了很久,說:“毛澤東的預言,實現了。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她“窯洞前白衣的小姑娘”。



      參考資料: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Random House,1938年。

      Agnes Smedley,《China Fights Back》,Vanguard Press,1938年。

      Theodore H. White &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46年。

      上海市檔案館編,《延安之旅:1938年外國記者影像資料考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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