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1年的春天，黃陂鄉下的天還帶著點寒意。
泥土路上，一隊軍車從遠處緩緩駛來。
車子沒停在村口，而是悄悄拐進了一條偏僻的巷子。
一位穿著軍裝的中年人下了車，站在一扇木門前，手舉了又放，像是猶豫了很久。
門開了，是個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滿頭白發，腰有些佝僂。
她抬頭看著他，眼神里有點疑惑，但更多的是客氣。
她不知道，眼前這個人，不是客人。
是兒子。
可就在兩年前，他來過一次。
還住在她家。
這事兒，要從1949年說起。
那年四月，渡江戰役正打得緊。
大軍南下，各地戰事頻繁，部隊每天都在轉移。
杜義德，那會兒是第三野戰軍某兵團的副司令員，帶著隊伍路過湖北黃陂。
說巧也巧，部隊臨時安排他在一個村民家歇腳，連他自己都沒想到，安排的那戶人家，竟然就是他自己的老家。
說起來，杜義德也是黃陂人，家里窮，兄弟姐妹多，能活下來的不多。
他是家里最小的兒子，小時候只讀過一個月私塾，十四歲就被送去學木匠。
可那時候社會動蕩，做工也不安生，老板兇，活兒重，人還常挨打。
日子太難。
他就這么熬著，沒出路，也看不到頭。
后來，他遇上了李先念。
那時候李先念在當地組織地下工作，杜義德就跟著他跑前跑后，慢慢接觸了黨的思想。
他開始明白，光靠忍是不行的。
這事兒得徹底變。
1929年，他參軍了，成了紅四方面軍的一員。
從底層干起，打了不少硬仗。1936年的岷洮西戰役，他帶隊沖進敵陣，硬是一個小時干掉了對方幾個連，打得馬家軍連夜撤退。
戰功一樁接一樁，傷也沒少受。
他是那種打了仗不愛說話的人，可一拿起槍，誰都知道，前面那位就是杜義德。
幾十年沒回過家。
他也不敢回。
不是不想，是不能。
紅軍的家庭，在那個年代是很危險的身份。
不少老百姓都知道，誰家有個紅軍，輕則被盤問，重則有人抄家。
杜義德小時候走得早，后來聽說母親一個人苦熬了好多年，為躲避牽連，連“我兒子是紅軍”這話都不敢提。
村里人提起她，大多也只是搖頭嘆氣。
那年他帶兵回來，穿著軍裝站在母親家門口，母親沒認出他。
其實也不能怪她。
幾十年沒見，兒子從一個瘦小木匠變成了軍隊首長，穿著跟過去完全不一樣，臉也曬黑了，說話都帶了點北方口音。
他進屋時，母親正忙著燒水做飯。
幾個戰士坐在堂屋里歇腳，他坐在一邊，誰也沒多說什么。
他問：“大娘，家里幾個兒子？”母親抬頭看了他一眼，神情有點緊張：“兩個。”
他又問：“聽說，大娘以前有個兒子是紅軍？”她臉色一下就變了，低聲說：“這事，不能說。”
屋里頓時有些沉默。
他沒有再追問，只是點點頭，說：“那我見過他。
他挺好的。
等打完仗，應該會回來。”
第二天一早，部隊就走了。
他臨走前留下了一點錢，放在炕邊，也沒說是給誰的。
母親一直沒敢動那筆錢。
兩年后，他真的回來了。
不是副司令員，是兒子。
那天他站在門口，母親看著他，眼神一點點開始變化。
直到他說出那句話：“娘，是我。
義德。”
母親再也忍不住，一把撲過來，兩人抱頭痛哭。
這事兒后來在當地傳開了。
有人說，真沒想到，那年住在她家的軍官，竟然就是她兒子。
也有人說，其實她當年可能已經認出來一點，只是不敢信。
可這誰都說不準。
那會兒的鄉下人，對“紅軍”這兩個字太敏感了。
認親之后，杜義德把母親接去了部隊住了一陣子。
后來因為工作調動去了江西，母親又回了老家，但他每年都寫信，隔幾個月就打聽一次身體怎么樣、家里有沒有缺東西。
他是個不善言辭的人，但對母親特別細心。
村里人私下說，他是當了將軍，可心還在老家。
他沒講過這段事。
部隊里的人有些知道的，也只是聽說過。
他本人從不提起。
當年在母親家住的那一夜，他寫了個日記，后來在整理遺物時被找到，只有一句話：“夜宿故居，不敢認。”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
參考資料：
《杜義德將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
李先念，《李先念文選》，人民出版社，1992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黃陂縣志（1949—198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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