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輝：寫給父母官公開信被刪，開庭當天重磅發聲，今起不再回應

如果地方企業可以借助地方法院壓制言論，后果或將是全面噤聲。

宋清輝 多家媒體特約評論員、著名經濟學家

一、公開信被刪除殆盡

2026年1月21日，我寫給家鄉父母官的那封公開信，被刪除得干干凈凈，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被清理。我無法判斷是誰刪的、依據是什么，但結果已經擺在那里：一個公民，公開、署名、克制地表達關切，卻在公共空間里被迅速抹去。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憤怒，而是一種清晰的寒意——原來，連“把掏心窩的話寫出來”這件事，都不再被當然允許。

我并不天真。我知道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也知道平臺有平臺的規則。但當一封寫給地方父母官、內容不涉謠言、不涉政治、只討論公共問題的公開信，被刪除殆盡時，這已經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公共討論空間在現實中的縮小。但是，我仍然深愛著河南老家，并不會因此內心失落，因為每一個人愛的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有人高聲贊美，有人批評。

二、我說的話站得住腳

我必須再次說明，也是最后一次說明：我堅信我的所有言論都是客觀、公正、可核驗的。我評論的是企業現象、商業模式、社會影響和潛在風險，而不是給任何人或企業“定罪”。我沒有編造數據，沒有虛構事實，沒有指控違法。我的判斷，來自公開信息、基本經濟學邏輯和對現實的觀察。

但是，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我說錯了什么，而是我說的這些話被視為“不可接受”。在一個正常的商業社會里，企業被討論、被質疑、被批評，是常態；真正異常的，是把批評視為威脅，把討論視為敵對，把說真話的人推上當地法院的被告席上。

三、一家企業在當地“強到不容置疑”

我之所以依法堅持異地審判，并非出于對某一家法院或某些人的不信任，而是基于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常識判斷：當被評論對象在當地擁有極強的社會影響力，當公眾普遍形成“這個人不能被惹”的認知時，程序正義就不能只存在于條文中。

我看到的現實是，于東來在當地的社會存在感，早已超越普通企業家范疇。他被神話、被包裝、被賦予道德高度，甚至在輿論場中呈現出一種“不可置疑”的地位。當企業主與地方權力結構在社會感知中被放在同一高度時，任何涉及言論與名譽的案件，都不可避免地承載額外壓力。因此，這正是我堅持異地審判的根本原因。

四、判決文書必須完全公開

我明確提出一個要求：判決作出后，裁判文書依法上傳至中國裁判文書網，且不應隱名。因為，司法不是私下裁決，而是制度義務。隱去關鍵角色的裁判文書，只會讓公眾產生更多猜測，損害的不是當事人，而是司法本身的權威。

我不怕輸，也不怕判。怕的只有一件事：裁判結果無法被完整理解、無法被社會檢驗。透明，是司法最堅硬的鎧甲，也是最有效的自證。

五、如果地方企業可以借助地方法院壓制言論，后果將是全面噤聲

我必須把話說到最重的程度：如果地方企業可以借助地方法院，對批評性言論形成威懾效應，那么沒有一個人會是安全的。今天是經濟學者，明天就可能是記者、律師、專家，甚至普通消費者。一旦“起訴”成為回應批評的首選工具，公共討論就會迅速萎縮，留下的只剩下贊美、沉默和自我審查。

這對任何地方都不是好事。它會讓真正的問題被掩蓋，讓風險在暗處累積，最終反噬的，仍然是地方經濟大局。

六、從今天起不再回應

我已經說得夠多了。該講的事實講過了，該表達的立場表達過了。接下來，我將不再回應任何場外爭論，不再參與任何情緒拉扯。從今天起，我只在法庭上說話。

開庭當天，我會把我為何要說、我說了什么、我依據何在，一次性講清楚。至于結果，隨他們判吧。判決可以決定輸贏，但決定不了是非；可以影響我個人，但改變不了一個基本事實——我說這些話，出于公心。

身敗名裂也好，法律后果也罷，我都已經計算在內。但如果連指出問題都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那真正需要被討論的，就已經不再是我這個人，而是這個社會還能不能承受真實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