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袍將星：張士貴的真實與虛構之間

龍朔二年（662年）深秋，長安城已是一片蕭瑟。七十一歲的張士貴躺在病榻上，窗外飄來孩童的歌謠：“白袍小將薛仁貴，三箭定天山…奸臣張士貴，害人不成反害己…”

老將軍嘴角泛起苦澀的笑意。侍奉一旁的孫子張昱憤然起身：“祖父，孫兒去讓他們閉嘴！”

“不必了。”張士貴的聲音微弱卻清晰，“戲文里的事，何必較真？倒是你…”他努力抬起枯瘦的手，指向墻上的弓，“那把弓，是太宗皇帝親賜的。”

那是一把黑漆桑木弓，弓背上刻著兩行小字：“武勇超群，貞觀十年賜虢國公張士貴”。

張昱含淚取下弓。就在他觸碰弓弦的瞬間，老將軍眼中突然閃過一道光——不是將死之人的渙散，而是跨越五十年的銳利，仿佛回到了武德九年的玄武門，回到了貞觀十九年的安市城…

第一章 河東起兵：真正的“白袍將”

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在太原起兵。消息傳到虢州盧氏縣（今河南盧氏），三十歲的張士貴正面臨抉擇。

他出身將門，曾祖張俊是北魏銀青光祿大夫，祖父張和是北周開府儀同三司。時值亂世，他已在故鄉聚眾數千，保境安民。李淵的使者到來時，部下意見不一：“主公，李淵雖有盛名，但天下群雄并起，不如再觀望。”

張士貴登上城樓，望見百姓拖家帶口躲避戰亂的慘狀，沉默良久。次日，他召集部眾，脫去文士長衫，第一次穿上祖傳的明光鎧——那鎧甲在晨光中閃著冷冽的光。

“我本不愿參與這亂世之爭。”他的聲音在城墻上傳開，“但諸君請看——”他指向城外流民，“若只求自保，這些百姓誰來庇護？李公仁厚，志在安定天下，我愿往從之。”

他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不帶全部兵馬，只率百余親信北上。臨行前，將積蓄全部分給百姓，并囑托副將：“若我此行不返，你們可自擇明主，唯不可擾民。”

這一舉動，后來被《舊唐書》記為：“士貴杖策謁高祖于太原，高祖嘉之，授右光祿大夫。”

但史書沒記的是細節是：張士貴初到太原時，李淵正為突厥犯邊而憂心。當時突厥一支偏師襲擾馬邑（今山西朔州），唐軍新立，將領多不敢迎戰。張士貴主動請纓，率五百輕騎夜襲。

那夜月黑風高，張士貴命士兵反穿皮襖——白毛向外，在雪地中近乎隱形。他們悄無聲息地接近突厥營地，突然點火鼓噪。突厥人驚起，只見雪地中似有無數白影飄忽，以為神兵天降，不戰自潰。

此戰后，軍中始稱張士貴為“白袍將”。這個稱號，三十年后將被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

第二章 秦王麾下：玄武門的沉默參與者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討伐王世充。在洛陽城下，發生了一場改變張士貴命運的戰斗。

當時王世充部將單雄信率驍騎突擊，直撲李世民中軍。危急時刻，張士貴率親兵擋在前方。他不是硬扛，而是命士兵散開，露出數十輛改裝過的糧車——車上覆蓋油布，看似尋常。

單雄信騎兵沖近時，張士貴下令：“點火！”

油布轟然燃燒，形成一道火墻。更致命的是，火中飄出刺鼻煙霧——那是他事先準備的硫磺、辣椒混合物。戰馬受驚，陣列大亂。張士貴趁機率弩手射擊，單雄信負傷敗退。

戰后，李世民親自為他斟酒：“今日若非公，我幾為單雄信所困。”從此，張士貴進入秦王府核心圈子。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玄武門前夜。張士貴在秦王府密室中，坐在尉遲敬德、秦瓊、程知節等人之后。他不是首謀，卻是關鍵的執行者——奉命控制玄武門西側永安門，切斷太子府與齊王府的聯系。

次日事變，當尉遲敬德提著李建成、李元吉首級時，張士貴正在永安門苦戰。太子府翊衛車騎將軍馮立率兩千精兵來援，張士貴手下只有八百人。

“將軍，守不住了！”校尉急報。

張士貴登上城樓，望見遠處秦王府的煙塵，突然下令：“開城門。”

“什么？！”

“開城門，放他們過去。”

馮立軍蜂擁而入。但當他們穿過永安門，卻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精心布置的巷戰陷阱——每條街道都被障礙物阻塞，兩側屋頂埋伏著弩手。等馮立醒悟中計時，已損失過半，而張士貴的八百人幾乎無損。

事后論功，張士貴排在二等。有人為他抱不平，他卻說：“玄武門之事，非臣子所宜多言。但求無愧于心。”

這份沉默，讓他成為李世民最信任的將領之一。但也因為沉默，他在玄武門功臣中逐漸被邊緣化——在后世傳說中，甚至完全消失。

第三章 貞觀名將：被遺忘的統帥之功

貞觀七年（633年），張士貴任龔州道（今廣西平南）行軍總管，討伐僚人叛亂。這是他被后世忽略的重要功績。

僚人依山筑寨，唐軍屢攻不克。張士貴到任后，第一道命令竟是：“全軍后撤三十里，禁止與僚人交易。”

部下不解。三個月后，僚人鹽鐵耗盡，內部生變。張士貴這時才派人傳話：“只誅首惡，余者不問。愿歸順者，授田畝，免賦稅。”

有將領建議趁機強攻，他搖頭：“攻心為上。這些僚人也是大唐子民，只是被豪酋脅迫。”

他親自入山寨談判，不帶兵器，只帶鹽巴和農具。僚人首領問：“將軍不怕我殺你？”

張士貴解下佩刀放在地上：“我若怕死，就不會來。但你們想想——殺了我，朝廷必派大軍剿滅全族。歸順大唐，你們的子孫可以讀書科考，與漢人無異。”

最終，兵不血刃平定龔州。此事被記入《冊府元龜》，但民間幾乎無人知曉。

貞觀十五年（641年），薛延陀二十萬騎南侵。張士貴任慶州道行軍總管，與李勣合兵迎敵。

戰前軍議，諸將主張堅守。張士貴卻提出：“薛延陀恃眾遠來，必輕敵。我可率精騎繞道漠南，斷其歸路，李公正面迎擊，可全殲之。”

李勣沉吟：“繞道漠南需行千里，太過冒險。”

“正因為險，敵人才不防備。”張士貴的理由，與二十年前如出一轍。

他率五千騎出奇兵，果然在諾真水（今內蒙古達茂旗）截住薛延陀退路。此戰唐軍大勝，但史書將首功歸于李勣，《張士貴傳》只記“從李勣擊薛延陀有功”。

最意味深長的是貞觀十九年（645年）征高句麗。在安市城之戰中，一個日后將徹底掩蓋他光芒的人物出現了。

第四章 發現薛仁貴：歷史的最大反諷

安市城（今遼寧海城）下，唐軍久攻不克。這天，張士貴巡視前營，見一隊士兵正在練習箭術。其中有個三十歲左右的大個子，連發十箭皆中百步外靶心。

“你叫什么名字？”張士貴問。

“小人薛禮，河東絳州人。”那漢子跪答。

張士貴注意到他粗布衣衫下的結實身板，以及那雙異于常人的大手——那是常年拉硬弓留下的痕跡。

“可愿做我的親兵？”

就這樣，薛禮——后來的薛仁貴——進入了張士貴的視線。后世小說寫張士貴壓榨薛仁貴，真相恰恰相反：是張士貴發現了這個人才，并一步步提拔他。

一個月后，高句麗軍夜襲。薛禮一人獨守營門，持戟連殺十余敵。張士貴次日即提拔他為隊正。

安市城久攻不下，李世民心情焦躁。九月，高句麗將領高延壽率援軍十五萬至。張士貴獻計：“敵眾我寡，當出奇兵。臣麾下有一勇士薛禮，可率敢死隊擾敵后營。”

薛禮請戰，張士貴卻猶豫了——這是送死的任務。最終他撥給薛禮的不是老弱，而是自己親兵中最精銳的三百人。

臨行前，張士貴脫下自己的白袍：“穿上這個，若戰死，我也好認尸。”

就是這件白袍，讓薛仁貴在戰場上格外醒目。他率三百人突入敵陣，所向披靡，高句麗軍驚呼“白袍將軍”！此戰雖未改變戰局，但薛仁貴的勇武第一次進入李世民視野。

撤軍途中，李世民特地召見薛仁貴，賜馬匹、絹帛。他問張士貴：“此將何人所薦？”

張士貴答：“此人原是士卒，臣見其勇，漸次提拔。”

“善。”李世民只說了這一個字。

這個場景，在后世小說中被徹底顛倒：變成了張士貴冒領薛仁貴戰功，薛仁貴忍辱負重。而真實的歷史是，班師后張士貴立即舉薦薛禮任游擊將軍，并給他改名為“仁貴”——取“仁者貴”之意。

第五章 凌煙閣外：功臣的晚年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駕崩。張士貴作為左領軍大將軍，負責長安城防。那段時間，他每天巡視宮城，常站在玄武門上，望著當年血戰的地方出神。

一次，他與李勣同值夜班。李勣忽然問：“公當年玄武門之功，后世恐無人知矣。”

張士貴默然良久：“知與不知，何妨？倒是你我要小心——新帝即位，老將如枯木，易招風摧。”

他預感對了。永徽四年（653年），房遺愛謀反案發，長孫無忌借此清除異己。多位功臣被牽連，張士貴因一貫謹慎，且與長孫無忌無舊怨，得以幸免。但他做了一個決定：上書請求致仕。

李治挽留：“公乃國之棟梁，何以早退？”

張士貴答：“臣今年六十有三，耳目昏聵，恐誤國事。且…臣愿為年輕將領讓路。”

這里說的“年輕將領”，包括他已舉薦的薛仁貴。

致仕后，他深居簡出。顯慶二年（657年），薛仁貴在天山大破九姓鐵勒，三箭定天山。捷報傳回，張士貴在府中設宴慶賀。有人提到民間已有“白袍薛禮”的傳說，他哈哈大笑：“好事！大唐又出一名將！”

他完全沒料到，這個他親手提拔的將領，日后在民間故事中，將成為他的“對立面”。

第六章 身后名：從功臣到“奸臣”的嬗變

張士貴死后陪葬昭陵——這是唐朝功臣的最高榮譽。他的墓志由宰相上官儀撰寫，其中特別提到：“公之于國，有六大功：首從義旗，一也；屢獻奇策，二也；推功將士，三也；知人善任，四也；不居功，五也；晚節益恭，六也。”

但民間記憶的塑造力量，遠超官方記載。

中唐以后，薛仁貴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說書人需要制造沖突，需要一個“反派”。張士貴成了合適人選：他提拔過薛仁貴，但又不如秦瓊、尉遲敬德那樣家喻戶曉；他是太宗朝老將，活到高宗時期，時間跨度足夠。

于是，在《薛仁貴征東》等平話中，張士貴變成了嫉賢妒能、冒領軍功的奸臣。故事里，他千方百計壓制薛仁貴，最終陰謀敗露，被太宗處死——這與歷史真相完全顛倒：真實張士貴病逝時，薛仁貴正征戰在外，還派人送來奠儀。

元代雜劇《薛仁貴衣錦還鄉》進一步強化這一形象。到了明清小說《說唐全傳》，張士貴已徹底定型為陷害忠良的典型奸佞。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并非故意詆毀。在他們看來，這只是“藝術加工”。正如清代學者俞樾在《茶香室叢鈔》中所嘆：“士貴一代名將，乃為俗文學污蔑至此，可勝嘆哉！”

尾聲：弓弦上的真相

龍朔二年冬，張士貴病逝。臨終前，他讓孫子取來那把太宗賜的弓。

“這把弓…我用了三十年。”他的手撫過弓背，“記得告訴后世…我張士貴，從未做過有愧于心之事…”

話音漸弱。最后時刻，他眼前浮現的不是戰場，而是武德九年太原的雪夜，他率五百白襖兵突襲突厥營地；是貞觀七年龔州的僚人山寨，他放下佩刀談判；是貞觀十九年安市城下，他將白袍披在一個叫薛禮的士兵肩上…

三日后，薛仁貴從遼東前線派人送來祭文，其中有一句：“公之于仁貴，有知遇再造之恩。每念及此，涕零如雨。”

但這篇祭文未被收入任何官方文獻。而民間，關于“奸臣張士貴”的故事越傳越廣。

直到1972年，昭陵張士貴墓被考古發掘，出土墓志詳細記載其生平功績。歷史學者重新審視這段公案，才發現：

那個被罵了千年的“奸臣”，其實是發現并提拔薛仁貴的伯樂；

那個在小說里冒領軍功的小人，實際上是推功將士的君子；

那個被描寫成最終被誅殺的惡人，其實是善終陪葬的功臣。

張士貴的真實故事，是一面映照歷史書寫復雜性的鏡子：官方史書簡略記載，民間文學顛倒黑白，考古發現揭示真相。而在這三者之間，一個真實的人，曾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如今，在昭陵博物館里，那把黑漆桑木弓靜靜陳列。弓旁說明牌上寫著：“此弓主人張士貴，唐初名將，薛仁貴之發現者與舉薦者。”

短短一行字，為千年冤案畫上句號。只是不知道，那些仍然唱著“奸臣張士貴”歌謠的人，是否會來到這座博物館，看見這行字，然后沉默——為自己輕信了千年的故事，為那個被誤解千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