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晚報記者夫妻雙雙捐獻遺體，革命伴侶最后一刻也要發光放熱

張錫禎（左）與楊訓煥在昆明留影，攝于1952年9月。

他們家境優渥，卻投身革命

他們長在江南，卻扎根云南

他們相濡以沫，死后捐獻遺體

他們是同學，是夫妻

是春城晚報記者

2025年12月17日，春城晚報原記者張錫禎因病在深圳去世，享年99歲；此前，她的丈夫、春城晚報原副總編輯楊訓煥于2018年9月27日在深圳去世，享年94歲。子女按父母遺囑，先后將遺體捐贈給深圳紅十字會用于醫學研究。

楊訓煥和張錫禎是南京原中央大學教育系的同班同學，學生時代即相識相知，建立了共同的信仰，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將青春熔鑄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和國建設事業。作為共產黨員、作為新聞工作者、作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想著為民造福、放光發熱。

楊訓煥和張錫禎參與了云南日報、春城晚報的創辦，并肩扎根云南六十載，見證并記錄了云嶺大地的滄桑巨變。

黎明前夜

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學期間，楊訓煥和張錫禎懷著救國救民的理想，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黨的領導下，他們投身于反內戰、反饑餓、反獨裁斗爭，在第二條戰線上出生入死，有力配合了解放戰爭。

1947年12月27日，因參與革命活動，楊訓煥作為愛國民主運動的八名學生骨干之一被學校開除。他離校前夕，收到張錫禎的贈別卡片。張錫禎以“訓煥友”自稱，卡片左上角貼著她的肖像，字跡流麗，“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1948年1月12日于中大”。臨別贈言出自晚清愛國詩人丘逢甲的《舟泊鳳皇臺寄懷季平》，張錫禎未寫明的心意藏在原詩末尾——欲知別后相思深，茫茫江海愁人心。

1947年12月27日，南京新民報日刊刊登楊訓煥等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的八名學生骨干被中大校方開除的消息。

1948年1月12日，楊訓煥離校前夕，收到張錫禎的贈別卡片。

1948年3月，暮色四合，風雨如晦。張錫禎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臨親情與信仰、理想與現實的交鋒與選擇。她的父親張樹賢曾任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的機要秘書，后來長期從事教育與慈善事業。張錫禎生于北京，后隨父遷居南京。抗戰勝利后，她的兄長張錫齡調任臺灣，位居要職，是當時家里經濟支柱，全家老小計劃遷往臺灣。張錫禎決心留在南京迎接解放，堅定站到人民的一邊，她對母親謊稱“我隨同學校遷往廣州，再去臺灣”。遺憾的是，經此一別，與親人兩岸相隔。

1949年1月，楊訓煥加入中國共產黨，2月，張錫禎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兩人繼續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工作，開展學生運動，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舍生忘死。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6月，楊訓煥和張錫禎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服務團（以下簡稱西南服務團），10月初，他們隨西南服務團的大中學生及老區干部從南京出發，擠上悶罐車，奔赴大西南。

赤子南行

八千里路云和月

悶罐車盤山繞嶺，一路向西南進發。1949年10月3日，楊訓煥與西南服務團的同志們在車上收聽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重播的開國大典盛況，大家熱烈鼓掌，互相擁抱，眼里滿是激動的淚水。密閉車廂的縫隙不時透入清風，隱約露出生機勃勃的南國景象，所有人不知疲倦地歌唱：“走，向著大西南走，西南同胞不能再等待，把這勝利的紅旗插遍西南的每一個角落……”

一路行軍一路歌，激昂的歌聲匯聚為時代的心跳。這首歌名為《走，向著大西南走》，刊登于1949年7月9日的新華日報，從此成為每一位西南服務團成員不可磨滅的青春印記。據楊訓煥留存的2008年的口述記錄，原中央大學當時有4000多名在校生，超過1000人報名參加了西南服務團，大多數在20歲上下。

1949年11月下旬，張錫禎與楊訓煥從湖南湘潭下車，背負著米袋和背包，與其他隊員輪流扛槍，一路爬高山、經風雨、踏泥濘，單日最長行程達53公里。除了參加拾柴、運糧等勤務，楊訓煥作為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一大隊宣傳隊隊長，要額外背負鑼鼓等宣傳用具。腳底磨出水泡，血水與雨水裹挾在一起，白天跋山涉水，晚上歇時衣服已被汗水浸透，幾乎人人身上都生了“革命蟲（虱子）”。沿途借宿農家，有時鋪點稻草，睡在地上，有時睡在豬圈上方，徹夜難眠。張錫禎和許多女隊員“一崴一崴”地跟著隊伍，行路艱難。她曾對女兒說，腿腳腫痛，大家就將腳伸入溪水降溫止疼，圖了一時爽快，卻因此落下風濕的病根。

途經蘇、皖、豫、鄂、湘、黔、滇七省，歷時五月，行進八千里，1950年3月，張錫禎楊訓煥隨團抵達昆明，其中，徒步近三千里。

做有意義事

聚少離多的記者生涯

1950年2月，昆明市軍管會文教接管部派出西南服務團云南支隊宣傳大隊部分骨干，與中共云南省工委領導的云南人民日報社共同籌組云南日報社，社址在昆明市華山西路17號。3月4日，由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報頭的中共云南省委機關報云南日報創刊。楊訓煥張錫禎先后調入云南日報社，不久，報社遷至護國路，辦公地點設在大倉庫內。如今，從護國路向北走去，當年他們居住的報社宿舍已被昆明劇院背后車水馬龍的繁華景象所取代。

楊訓煥和張錫禎的兒子楊海、女兒梅丹、兒媳張華經常回憶起在云南日報社的童年往事。父母工作忙，聚少離多，兒女們經常見不到父母，長期全托在報社托兒所。在楊海與梅丹記憶中，每年的生日禮物都是一本“有意義”的書，家庭會議多數強調勤儉節約和探討孩子們成長的話題。父母很少有物質要求，“有意義”是時常掛在嘴邊的關鍵詞。整理物品時，什么都舍不得丟，尤為珍惜“帶字的紙”，書籍信件均在此列。張錫禎生于北京，長于南京，大學畢業后才到云南，卻能講一口地道的昆明話，這是她長期與群眾打成一片的生動寫照。

1957年3月，張錫禎與楊訓煥及兒女在昆明留影。

1979年12月，春城晚報試刊，楊訓煥是春城晚報籌備組的重要成員，忙里忙外，家里的事務多請人代管。不久，張錫禎也調到春城晚報工作。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楊訓煥和張錫禎敏銳地認識到群眾生活的日新月異，與時俱進推出欄目“你喜歡的歌”，刊登電影《婚禮》主題歌《永遠和你在一道》詞譜。該欄目延續了很長時間，深受讀者歡迎。1980年元旦，春城晚報創刊，夫妻倆繼續在春城晚報社工作，直至離休。

1979年12月16日，春城晚報試刊欄目“你喜歡的歌”刊登電影《婚禮》主題歌《永遠和你在一道》。

最后一程

唯物主義者的歸屬

從1949年出發到云南至2009年離開昆明，張錫禎和楊訓煥先后在中共玉溪地委、云南日報社、春城晚報社工作，楊訓煥歷任記者編輯、云南日報總編室副主任、春城晚報副總編輯。張錫禎和楊訓煥分別于1986年及1988年辦理離休手續。夫妻倆作為記者，并肩扎根云南六十載，見證記錄了云南各族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他們此生最感欣慰的。

2006年12月，張錫禎（左）與楊訓煥在昆明留影。

2009年10月，為了便于就近照料，楊訓煥和張錫禎決定遷往深圳與兒子共同生活，他們選擇自駕車前往，就像1949年“走著來云南”一樣，再“接著地氣”重走來時的路，追憶激情燃燒的崢嶸歲月。

作為堅定的革命者，他們畢生踐行“有意義的人生”。離休后，楊訓煥和張錫禎投入西南服務團史志編纂及中央大學校友會聯絡服務工作，重拾人生碎片“聊以自勵”，為云南文史資料的收集編纂作出了諸多貢獻。

2015年12月20日，楊訓煥手書“此生最后一程的愿望”，安排身后事宜，張錫禎亦在文末鄭重簽名。作為共產黨員、徹底的唯物主義者，2017年，時年93歲的楊訓煥與91歲的張錫禎共同簽署遺體捐獻申請書，他們攜手決定以無聲的方式，最后一次奉獻自己的一切。

2018年9月27日，楊訓煥因病在深圳去世，享年94歲。7年后，2025年12月17日，張錫禎也因病在深圳去世，享年99歲。遵照二老生前愿望，喪事從簡，不設祭掃，不立紀念物，兒女不必隨其姓氏。女兒全名“梅丹”，生于1953年，二老從校園初識的“梅庵（今東南大學內紅色文化地標之一）”和蘇聯女英雄“丹娘（卓婭）”中各取一字，寄托著浪漫與堅強的期望。1955年，楊訓煥為兒子取名為“南海”，意在懷念南國海濱的家鄉——廣東潮安，后因保姆代報戶口時誤寫為“楊海”，沿用至今。如今，他們的孫輩分布天南地北，對知識的尊重以及對“有意義”的追求仍傳承于家風家教中。

2025年12月17日，張錫禎因病在深圳去世，享年99歲。捐獻遺體前，家屬和深圳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向老人作最后告別。

從金陵到春城，從青春到白發，張錫禎和楊訓煥并非聚光燈下青史留名的英雄，他們是平凡的，默默無聞的，但卻是光榮的。他們是一代共產黨人和新聞工作者的縮影，無論作為西南服務團的一員，還是新聞記者，他們都十分堅毅，克服了交通不便、語言不通、風俗各異等各種困難，跋山涉水，走村串戶，用腳步丈量土地，滿腔熱情貼近人民，宣傳黨的政策，反映群眾心聲，立足本職，恪盡職守，他們可以無愧地說：“我們把自己的青春年華獻給了祖國的解放事業，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西南大地。”

來源：春城晚報記者 趙文宣 史子昊，圖片由梅丹、楊海提供

責任編輯：羅秋旭

校對：秦浩

主編：嚴云

終審：編委 李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