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 年悉尼港的謊言：運糧船變生育工廠，女囚成帝國繁殖工具

前言

1790年，悉尼港碼頭上一群衣衫襤褸的男囚犯正眼巴巴地盯著海面，他們以為等來了救命的糧食，結果駛來的卻是一艘滿載200多名女人的軍艦。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這些女人下船時，幾乎個個挺著大肚子，這并非運糧船，而是一座漂浮的生育工廠，英國政府將她們當作補充殖民地的工具。

在這個被帝國遺忘的世界盡頭，饑腸轆轆的男人們迎來了“妻子”，而女人們卻淪為了一具具被明碼標價的行走的子宮。

全員懷孕的真相

把時鐘撥回到1790年，樸茨茅斯港的霧氣還沒散去，“朱莉安小姐”號就已經緩緩切開了波浪。

這是一艘特殊的軍艦，貨物艙底塞滿了221名女囚，她們大多不是因為窮兇極惡，或許只是偷了一塊面包，或者拿了幾尺布料，就被判了流放。

在帝國的眼里，她們是垃圾，也是資源。

船剛離岸，海上的規矩就變了，水手們開始“放飛自我”，每個人挑一個女囚當“臨時妻子”，這不是浪漫的海上戀愛，而是赤裸裸的生存交易。

女囚們沒得選，想喝一口朗姆酒？行。想上甲板換換氣？可以。代價就是身體。

每當船靠岸補給，精明的船員們甚至把女囚推上岸去招攬生意，從里約熱內盧到好望角，誰付得起錢，誰就能上船。

這趟航程持續了五個月，醫生在檢疫時徹底傻眼了，全船226人啟程，海上才死了5個，這在當時高死亡率的航海中簡直是奇跡。

但這奇跡背后是殘酷的真相：幸存下來的女性，除了老弱病殘，幾乎全都懷了孕。

有人為此歡呼，覺得這是上帝的保佑，但往深了看，這哪里是保佑，分明是一場系統性的“人口販賣”。

對于大英帝國來說，這艘船不是運送囚犯，而是運送“生殖資源”。

殖民地那邊男人太多，女人太少，6000多個光棍隨時可能因為荷爾蒙失控而暴動。

運女人過去，既能安撫那幫暴徒，又能讓他們生兒育女，把這片荒蠻之地變成有人煙的“家”。

至于女囚們愿不愿意，孩子父親是誰，根本沒人在乎，在帝國的棋局里，她們只是用來填充版圖的籌碼。

這種冷酷的理性，貫穿了整個流放史，從1788年到1868年，整整80年，約16萬名囚犯被像倒垃圾一樣扔到了澳洲。

其中2.4萬名女性，被貼上了“開國之母”的標簽，聽起來挺光榮，剝開歷史的濾鏡看，她們不過是被帝國征用的生育機器。

這種“全員懷孕”的奇跡，是女人們用尊嚴和血肉換來的生存入場券。

帝國的繁殖計劃

事情還沒完，隨著殖民地人口的失衡越來越嚴重，英國政府的手段也越來越露骨，1845年，愛爾蘭爆發了土豆枯萎病，大饑荒讓上百萬人餓死。

英國政府不僅不伸手救援，反而變本加厲地加稅，無數失去雙親的愛爾蘭女孩淪為孤兒，在這個節骨眼上，殖民政府推出了所謂的“孤兒女孩計劃”。

美其名曰是給這些苦命孩子找個歸宿，實際上就是把她們打包送往澳洲，充當“人口補充包”。

數據顯示，大約有8000到12000名少女被裝上了船，像瑪麗·沙利文這樣的女孩，僅僅因為饑餓難耐偷了一頭羊，就被判了七年流放，至死也沒能再看一眼故鄉的土地。

她們還沒長大，就已經被設定好了命運：去澳洲，嫁人，生孩子，為帝國填補人口的窟窿。

劍橋大學的歷史教授后來把這稱為“生殖殖民主義”，這是一個聽起來學術，實則血淋淋的詞匯。

它的核心邏輯很簡單：把女性生殖功能從個人權利中剝離出來，直接轉化為國家的公共資產。在那個年代，女人的子宮就是最好的殖民地開發工具。

沒有這一層“繁殖計劃”，澳洲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形成穩定的白人社會結構。

但也正是這種殘酷的機制，制造了一個荒誕的生存悖論：被物化的女囚，因為具有了“性資源”和“生育工具”的價值，反而獲得了比男囚稍好一點的生存待遇。

她們能多分到一點食物，能住進稍微好一點的艙位，這是一種扭曲的“生存優勢”。

在陰暗潮濕的底艙里，抱著膝蓋的女人們聽著海浪拍打船身的聲音，心里或許只有一個念頭：活下去，無論用什么方式。

被遺忘的代價

話又說回來，當我們談論“罪犯建國”的勵志故事時，往往忽略了那些被碾碎的細節。

歷史書上寫著“殖民地人口穩步增長”，但沒寫的是“女囚工廠”里有多少嬰兒因為營養不良和疾病夭折。

那些剛出生的小生命，還沒來得及看清這個世界，就死在了母親未洗的羊毛堆里，這才是繁榮背面真實的代價。

更有意思的是歷史的敘事反轉，大家都聽說過瑪麗·萊比，一個偷馬的女囚，出獄后靠做生意成了大富豪，頭像印在澳洲20元的紙幣上，那是勵志的典型。

但你聽說過瑪麗·沙利文嗎？或者成千上萬個像她一樣，死在開荒路上、死在產床上的無名氏？她們沒有被印在錢幣上，她們只是那片土地下的肥料。

這面鏡子照出來的，不僅僅是奮斗，還有遺忘。

如今，很多澳洲人開始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他們說，祖先不是罪犯，而是敢于反抗地主剝削、在“羊吃人”的圈地運動中掙扎求生的勇士。

這種說法聽著提氣，帶有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但咱們得清醒點，不管怎么重構敘事，都無法掩蓋一個事實：那個時代的繁榮，是建立在無數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女人的血淚之上的。

那種“舍棄人性失去一切，舍棄獸性失去很多”的生存邏輯，雖然強悍，但也足夠悲涼。

這是一種極其諷刺的“歷史辯證法”，文明的繁榮，往往需要野蠻的燃料。

澳洲的發達，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用女人的子宮做模具，用男人的血汗做混凝土，一點一點澆筑起來的。

這種反差感拉滿的現實，讓人沒法簡單地說一句“恭喜發財”，在那片看似陽光明媚的沙灘下面，埋藏著太多的屈辱和不甘。

歷史的臉譜反轉

時光流轉，當年的流放地，如今已經成了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墨爾本常年霸榜“全球最宜居城市”，悉尼的歌劇劇院在港口閃閃發光。

現在的澳洲人，很多人往上追溯個六七代，血管里都流淌著當年流放犯的血，早些年，這還是個禁忌話題，誰也不愿意承認自己是囚犯的后代，覺得丟人。

但這兩年，風向變了，2007年的數據顯示，大約有400萬澳洲人自豪地宣稱自己擁有囚犯血統。

他們開始覺得，祖先是能在那種惡劣條件下活下來、把一片蠻荒之地建成現代國家的人，這事兒挺酷的，這種心態的轉變，其實挺讓人理解的。

當你站在高處，回頭看那段泥濘的路，你會覺得那是勛章，而不是傷疤，這是一種樸素的生命力崇拜—活著，并且繁衍下去，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不過，這種自豪感里，也夾雜著復雜的情緒，每年的1月26日，是澳洲的國慶日，也是第一批囚犯抵達的日子。

但對原住民和一些年輕人來說，這天更像是“入侵日”或“哀悼日”，社會對于這段歷史的評價開始撕裂，有人慶祝，有人抗議。

這說明，繁榮帶來的自信，并不能完全撫平歷史的創傷，那些在陰暗船艙里飽受凌辱的女魂，那些因為偷一塊面包就被終身放逐的冤屈，依然像幽靈一樣，徘徊在這個國家現代化的表象之下。

或許，真正的成熟，不是單純地歌頌成功，也不是沉溺于受害者的悲情，而是坦然面對這所有的一切。

承認祖先是被迫來到這里的，承認他們的苦難是真實的，同時也承認他們確實創造了奇跡。

當翻開家譜，看到那個名字時，心里或許會有一絲戰栗，但也有一絲敬畏，那不是一段干凈的歷史，但那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結語

野蠻曾是文明唯一的燃料，這面鏡子照出的不僅是過去，更是生存的本質，在那片荒原上，沒有高尚的救世主，只有咬牙活下來的凡人。

當400萬人以此為榮，歷史敘事權已然反轉，但代價不該被遺忘，未來的澳洲，或許會在慶祝與反思中，找到更平和的自我認同。

如果你是當年的女囚，看著挺起的肚子和未知的大陸，你會選擇絕望地死去，還是為了孩子，卑微地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