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這里是小編,今天來給大家聊一下德國將命脈外包之后,所面臨的困境。德國突然從格陵蘭撤軍,成為首個向美國示弱的歐洲國家,這背后其實并不是懦弱,而是國家實力崩塌的無奈妥協。
這個曾靠貿易、國防、能源三大外包政策風光數十年的歐盟龍頭,如今經濟連續(xù)兩年負增長,企業(yè)紛紛外遷,軍備廢弛不堪,衰弱態(tài)勢肉眼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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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家三大命脈全部外包,失去中美兩大關鍵依托后,德國的困局真的無解嗎?激進改革與即將到來的訪華之行,能否讓它走出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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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從格陵蘭的倉促撤軍,與其說是“向美國投降”,不如說是“自身難保”的現實寫照。
當一個國家連維持海外象征性存在的底氣都喪失時,其內部的衰敗早已深入骨髓。如今的德國,正經歷兩德統(tǒng)一以來最嚴峻的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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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xù)兩年負增長的成績單,比2008年歐債危機時期更為慘淡,成為歐盟內部最脆弱的國家。數據不會說謊:2023年德國經濟負增長0.3%,2024年負增長0.2%,看似幅度不大,卻折射出其經濟增長動力的全面枯竭。
這種衰退,并非短期波動,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集中爆發(fā)的結果,其核心,就是德國引以為傲的三大外包模式徹底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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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十年,德國將貿易、國防、能源三大命脈分別外包給中國、美國、俄羅斯,靠著“借外力謀發(fā)展”的思路,實現了經濟的黃金增長期。
可如今,這三大外包鏈條相繼斷裂,尤其是失去中美兩大關鍵依托后,德國經濟徹底失去了緩沖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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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觀的衰敗信號,藏在企業(yè)的遷徙與產業(yè)的萎縮中。曾經支撐德國經濟的制造業(yè)巨頭,如今紛紛選擇逃離本土。
巴斯夫、瓦克化學、奔馳等知名企業(yè),因能源成本飆升、市場競爭力下降,陸續(xù)將生產線遷往海外;德國工商總會的調查顯示,37%的受訪企業(yè)正在考慮遷出德國,而能源密集型企業(yè)的遷徙意愿高達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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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yè)是經濟的細胞,當大量核心企業(yè)選擇用腳投票時,德國經濟的根基早已動搖。
德國的就業(yè)市場、民生福利也受到波及,曾經的“歐洲經濟引擎”,如今正淪為“歐盟的包袱”,這種衰弱,早已不是靠短期政策就能逆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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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撤軍示弱,正是這種衰敗的必然結果。在經濟脆弱、內部矛盾叢生的背景下,德國根本無力支撐海外軍事存在,更不敢得罪美國這個“國防靠山”。
這種“越示弱越被打壓”的惡性循環(huán),恰恰印證了一個真理:將國家命脈外包給他人,終究難逃“任人宰割”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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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貿易上失去中國這個最大外部市場,國防上被美國拿捏軟肋,能源上與俄羅斯切割后,德國的發(fā)展根基徹底崩塌,而失去中美兩大關鍵依托,更是壓垮駱駝的最后兩根稻草。
首先是貿易外包的全面崩塌,中國市場的“反噬”讓德國制造業(yè)舉步維艱。中國曾是德國最大的外部單一市場,BBA豪車、化工產品、精密機床長期壟斷中國高端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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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著中國制造業(yè)的崛起,德國的優(yōu)勢領域被逐一突破:中國電車產業(yè)快速崛起,搶占德國車企的市場份額,德國車在中國的銷量連年下滑。
化工及精密制造領域的國產替代加速推進,曾經引以為傲的德國機械產品,正被中國產品快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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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一進一出”的格局,直接導致德國外貿持續(xù)萎靡:2024年德國對華出口大幅下跌10%,對美出口也大跌7%(主要因美國加征關稅)。
還有就是國防外包的致命軟肋,美國的“保護”早已變成“收割”。作為二戰(zhàn)戰(zhàn)敗國,德國將國防安全全部外包給美國,依托北約體系,70年來放棄了軍備自主。
這種模式雖讓德國省下了巨額軍費,得以專心發(fā)展經濟,卻也讓其徹底喪失了軍事主權與戰(zhàn)略自主權。
如今的德軍,早已不是當年的精銳之師:40%的士兵超重,駐阿富汗期間,檢查站松懈、士兵體態(tài)臃腫,成為國際笑柄;德軍甚至沒有獨立的決戰(zhàn)武裝力量,一切行動都要服從北約(美國)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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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德國試圖在格陵蘭問題上稍作表態(tài)時,特朗普立刻以加征關稅相威脅,德國只能乖乖撤軍示弱。這種“寄人籬下”的國防模式,讓德國在國際博弈中毫無話語權,只能淪為美國的“附庸”,任其收割利益。
最后是能源外包的徹底斷裂,廉價能源的紅利一去不返。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前,德國53%的天然氣、50%的硬煤、34%的石油都依賴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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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時期與俄羅斯簽署的長期能源合同,為德國制造業(yè)提供了廉價且穩(wěn)定的能源供給,這相當于一種隱性補貼,讓德國制造在全球競爭中占據成本優(yōu)勢。
可隨著俄烏沖突升級,德國被迫與俄羅斯切割能源合作,廉價能源徹底消失,制造業(yè)成本大幅飆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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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價格的暴漲,直接導致德國企業(yè)的生產成本增加30%以上,大量能源密集型企業(yè)無法承受,只能選擇外遷。曾經支撐德國工業(yè)繁榮的能源根基,如今徹底崩塌,成為壓垮德國經濟的又一重要砝碼。
三大命脈外包相繼失守,尤其是失去中美兩大市場與安全依托后,德國的發(fā)展徹底陷入無以為繼的困境,衰弱早已成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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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無可逆轉的衰敗,德國總理默茨推出了一系列激進改革舉措,試圖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與國家地位。
可這些看似大刀闊斧的改革,實則是“急病亂投醫(yī)”。默茨的改革核心,是“撕毀舊規(guī)則、重啟硬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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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臺后第一件事就是沖擊修憲,試圖撕掉2009年歐債危機后確立的“債務剎車機制”,該機制規(guī)定聯邦舉債上限為GDP的0.35%,各州不得舉新債。
默茨認為,只有松綁債務,才能通過大規(guī)模舉債刺激經濟,而債務松綁后的第一筆重大投資,就投向了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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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底,德國正式通過新兵役法,將軍人最低月薪提高到2.1萬人民幣,目標是打造一支26萬人的“不肥胖”新國防軍;同時計劃在2029年之前將軍費提高60%,達到1621億歐元,超越法英成為歐洲軍費最高的國家。
從“國防外包”到“打造歐洲最強軍隊”,德國的轉向不可謂不激進,但其背后的風險的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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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guī)模舉債將加劇財政負擔,而擴軍備戰(zhàn)不僅可能引發(fā)周邊國家的歷史聯想(德國曾兩次全面武裝,上一次是希特勒時期),還可能陷入新的軍備競賽,進一步消耗本就脆弱的經濟實力。
除此之外,德國試圖通過“產業(yè)轉向”拉動經濟,推動制造業(yè)從民用轉向軍工。大眾集團宣布將在德國國內裁員至少3.5萬人,同時安撫被裁員工“很快能找到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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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則直接放棄一條與中國競爭乏力的電車生產線,將工廠改造為兵工廠,接手國防訂單。這種“不造汽車造坦克”的轉型,看似能依靠國防訂單拉動就業(yè)與經濟增長,實則是無奈之舉。
一方面,德國汽車產業(yè)在與中國電車的競爭中早已落于下風,延緩2035年禁售汽油車的政策,也只是“緩兵之計”,無法從根本上逆轉頹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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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軍工產業(yè)的發(fā)展需要長期投入,且依賴穩(wěn)定的訂單支撐,而德國當前的經濟實力,能否支撐起大規(guī)模的軍工產能,仍是未知數。
更重要的是,產業(yè)轉型將導致大量民用制造業(yè)工人失業(yè),加劇社會矛盾,給本就動蕩的國內局勢再添變數。
此外,默茨還全面推翻了默克爾時期的核心政策:重啟核電站、恢復燃煤發(fā)電,推翻全面廢煤廢核政策;延緩電車替代進程,為德國車企爭取喘息時間。
這些政策轉向,雖然能在短期內緩解能源短缺與產業(yè)困境,卻違背了全球能源轉型的大趨勢,也損害了德國在環(huán)保領域的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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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看,德國的這些激進改革,都是“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權宜之計,沒有觸及“外包模式失靈”的核心問題,更沒有找到新的發(fā)展引擎,注定難以破解深層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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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國家三大命脈全部外包,是德國過去數十年繁榮的秘訣,也是其如今衰敗的根源。失去中美兩大關鍵依托后,德國的經濟、國防、能源體系全面崩塌,衰弱態(tài)勢肉眼可見。
激進的改革與擴軍,無法破解深層困局,反而暗藏隱憂;唯有主動訪華,重構中德關系,擺脫外包依賴,才能為第三次重建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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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教訓,給全球所有國家敲響了警鐘:國家的發(fā)展,從來不能依附于他人,核心命脈必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依賴外包或許能獲得短期繁榮,但當國際格局巨變、依托喪失時,等待的必然是衰敗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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