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碩士失蹤13年案，生育孩子不算強奸？！

文 | 難得君

1月22日，山西省晉中市一份不起訴決定書，為一樁延續十三年的懸案畫上了讓許多人難以理解的句號。

女碩士卜某，在患有精神分裂癥的情況下失蹤十三年，其間生育兩個孩子，而與她長期生活、育有子女的村民張某，被檢方認定“不構成犯罪”。

理由是“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且“主觀為組建家庭共同生活”。

這起案件的最新進展，像一塊投入平靜水面的石頭，激起的漣漪久久不散。

檢方不起訴決定書中對張某的認定，有一個關鍵表述：“張某的目的是要與女方組建家庭共同生活，并長期照顧女方”。基于此，檢方認為張某的行為不構成強奸罪。

而同一時期，與卜某發生關系的其他兩名村民，則被判處強奸罪成立。

這種區別對待，建立在“穩定關系”這一概念上。對完全喪失性自我防衛能力的精神病患者而言，無論對方是誰，是否長期共同生活，她的“同意”在法律上都無效。

但司法實踐似乎暗示：若男性以“組建家庭”為名長期與患病女性共同生活并發生關系，可能獲得不同的法律評價。

這不免讓人聯想到前些年山西另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件，訂婚強奸案。在那起案件中，男方支付彩禮、購買婚房、舉辦訂婚宴，“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意愿明確而強烈，但這并未成為免罪理由。

兩相對比，不免令人困惑：同樣是“組建家庭”的意圖，為何在不同案件中法律雙標對待？難道對于精神病患者，“穩定關系”反而成了某種庇護？

類似的情況并非孤例。

此前轟動全國的“鐵鏈女”案件中，董某民長期與精神異常女性生活并生育八個孩子，最終被定罪的也不是強奸，而是虐待和非法拘禁。

這些案件的共通點在于，當男性與失去自主能力的女性形成長期同居關系并生育后，強奸罪的認定似乎變得異常艱難。

法律在這里似乎默許了一種邏輯：時間可以模糊最初的暴力，生育可以重塑關系的性質。

不起訴決定書中還有另一個細節：張某曾將卜某生育的一個嬰兒送予他人，并收取了4萬元“抱養費”。檢方認定，這是“民間送養”，不構成拐賣兒童罪。

這一認定同樣引發廣泛爭議。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父母出賣親生子女，確實可能構成拐賣兒童罪。判斷的關鍵在于是否存在“非法獲利目的”。通常，如果收取的費用明顯超出合理營養費、感謝費等范疇，就可能被認定為販賣。

4萬元，這個數字處于灰色地帶。檢方認為張某“生活困難”，屬于民間送養。但這一解釋難以服眾。

若送養不構成犯罪，為何生活中那些因貧困出賣子女的父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法律在這里似乎又打開了一道口子：當送養與一段“穩定關系”捆綁在一起時，行為的性質也變得模糊不清。

這個被送走的孩子，如今身在何處？他是否知道自己的來歷？這些問題的答案，與那4萬元一起，沉沒在司法認定的“民間送養”之中。

卜某的故事，始于她走失的那一刻。根據時間線推算，她失蹤不久便與張某共同生活，并很快生育。最大的孩子現已12歲，加上懷孕時間，這個時間表“緊湊”得令人心寒。

在她失蹤期間，筆記本上那個孤零零的“跑”字，是她無聲卻最強烈的抗爭。這個字證明，即便在精神疾病的困擾下，她仍未完全喪失對自由、對回歸正常生活的渴望。她能說出導師的名字，這提示著她的記憶深處，仍保留著患病前的身份印記，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

被解救后，在家人和醫療機構的照料下，卜某的狀況有了明顯改善。從最初對所有人的抗拒，到現在可以情緒平穩地與人交流；從生活不能自理，到現在能夠自己照顧自己。

這些進一步證明了她在失蹤期間并未得到應有的、專業的照顧。

她的哥哥說，她現在看書少了，看電視多了。這簡單的轉變背后，是一位女性被偷走的十三年和可能永遠無法完全恢復的精神世界。

家人至今不敢將案件的全部進展告訴她，擔心影響她的康復。這種保護，充滿了無奈與心酸。她有權知道真相嗎？

如果有一天她清醒地意識到發生了什么，法律給她的這個“結局”，能給她帶來絲毫慰藉嗎？

從古至今，對于販賣人口、侵害弱者的行為，各個時代的法律都曾予以嚴懲。

秦律規定“擒獲即誅”，漢律“斷肢裂體”，唐律處以絞刑，宋律視同劫殺，元律斬，大明律凌遲，大清律絞立決。

這些歷史記憶提醒我們，社會對于侵害弱勢群體行為的憤怒與零容忍，有著深遠的倫理基礎。

而到了當下，所謂“穩定關系”“組建家庭”居然成了開脫罪行的依據。

這起案件的處理，向社會傳遞了什么信號？

只要與精神障礙女性形成長期關系并生育，就可能避免刑事責任？

將親生子女送養并收取費用，只要解釋為“生活困難”，就可能不被追究？

記住，法律不僅是懲罰工具，更是社會價值的導向標。每一起案件的判決，都在無形中塑造著社會的行為規范與道德底線。

卜某如今仍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醫院的護理人員把她照顧得很好，家人定期看望，帶去衣服和零食，陪她聊天。她正在一點一點地重建被撕裂的生活。

但無論康復得多么好，那失蹤的十三年、那兩個與她命運相連的孩子、那一紙不起訴決定書，都將成為她余生中無法抹去的背景。

女碩士的筆記本上，那個“跑”字依然清晰。它代表著一個靈魂對自由的渴望，也映照出所有弱勢群體對尊嚴生活的向往。

她的故事，不應該只是網絡世界一時熱議后便被遺忘的悲劇。它應當成為一面鏡子，照見我們法律體系的完善空間，照見社會對待弱勢群體的真實態度，也照見我們每個人心中對正義最樸素的堅守。

夜深人靜時，或許我們可以問問自己：如果她是我們的姐妹，是我們的女兒，我們能否接受這樣的“結局”？

如果連法律都不能給這樣一個被奪走十三年光陰、被剝奪自主生育權的女性一個明確的說法，那么普通人對正義的信仰，又何處安放？

她的抗爭，那個“跑”字，不該只停留在筆記本上。它應該跑進我們的心里，跑進法律的完善進程里，跑進一個更加珍視每一個生命尊嚴的法治社會中。這不僅僅是她的救贖，更是我們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