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南亞鄰國接連爆發學生抗議，巴基斯坦為何“風平浪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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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牛馬白日狂想

編輯|龍風穆

審核 |單敏敏 江怡

圖源：網絡

2022年，斯里蘭卡的青年沖進了總統府，終結了拉賈帕克薩家族的統治；2024年，孟加拉國的大學生用鮮血染紅了達卡街頭，總理哈西娜倉皇出逃。

在南亞鄰國接連爆發由青年和學生主導、足以推翻政權的“海嘯式”抗議時，有超過三分之二人口在30歲以下的巴基斯坦卻顯得異常“平靜”。

這里并非沒有憤怒。但這些怒火始終是碎片化的，從未匯聚成一場能夠撼動伊斯蘭堡的全國性風暴。

這些國家都存在、壓制異見、暴力鎮壓等情況，巴基斯坦為什么沒有發生孟加拉式的“學生革命”？

這絕非因為巴基斯坦人的“懶惰”或“恐懼”。

一、誰都能喝口湯

巴基斯坦的腐敗系統是多孔的，對每個人都半開放。。

每個人都依附于一個層級分明的恩庇網絡：貧民窟的窮人依附于街區的話事人，這個人可能是工頭、幫派分子；話事人依附于選區的議員；議員依附于掌握資源的部長或軍方。

這種“只要找對人，就能辦成事”的預期，像一種強力粘合劑，將底層與頂層黏在了一起。

你沒造反，是因為你覺得只要努力鉆營，明天或許也能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一員。這種微小的個人希望，消解了集體的革命意志。

對比之下，鄰國的危機在于系統的封閉與崩塌。

在孟加拉國，哈西娜政府后期建立的是一個排他性系統。公務員配額制度將稀缺的就業資源徹底鎖定在了執政黨核心圈子內部。對普通學生來說，這扇門被焊死了。當“走后門”無路可走時，砸碎大門就成了唯一選擇。

在斯里蘭卡，革命則源于恩庇資源的枯竭。國家破產意味著沒有油、沒有電、沒有錢。當選區議員再也無法給支持者分發福利時，維持統治的恩庇鏈條瞬間斷裂，被拋棄的民眾隨即沖向了總統府。

巴基斯坦的悲哀在于：它的系統既不夠好以實現發展，又不夠壞以引發革命。它就這樣在“找關系”的縫縫補補中，耗盡了變革的動力。

二、學校的“政治真空”

巴基斯坦的學生會曾是培養政治領袖的搖籃，但在1984年，齊亞哈克為了對抗左翼力量，揮刀切斷了這條血脈，他在全國高校禁止學生會。

為了填補真空，齊亞哈克政權引入了“卡拉什尼科夫文化”（Kalashnikov Culture），扶持武裝化的伊斯蘭學生組織（IJT）進入校園清洗異己。

齊亞哈克政權視IJT為對抗左翼學生和蘇聯意識形態的“愛國力量”。因此，大量武器通過非正式渠道流入了IJT手中，導致暴力激增。

如果左翼學生帶槍，警察立刻抓人坐牢；如果 IJT 學生帶槍在校園巡邏，警察和校方假裝沒看見，結果IJT成了校園里唯一擁有武裝優勢的組織。

IJT長期被視為旁遮普大學的主導力量，尤其在上世紀80-90年代至2010年代初，幾乎壟斷校園學生政治，常被指控干預活動，如阻止文化日、音樂會或少數族裔事件。

IJT背后是宗教政黨Jamaat-e-Islami（JI）。雖然JI選票少，但在街頭動員能力很強，政府怕抓了學生，惹來宗教勢力的全國抗議。

此外還有其他政黨的“學生翼” （Student Wings）比如，PSF（Peoples Students Federation）是PPP的下屬單位；MSF（Muslim Students Federation）是PML-N的下屬單位。

學生會和學生翼有本質區別：前者聽命于學生，而學生翼直接聽命于政黨領袖。它們不是為了爭取更低的學費，而是作為政黨的“后備打手”，在校園里爭奪地盤、收保護費，甚至持槍火拼。

雖然貝布托在1989年短暫恢復過高校學生會，但在1993年，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以“防止校園暴力”為由，發布了一項全面禁止學生政治活動的判決。

直到今天，多數大學依然要求學生入學時簽署“不參與政治活動宣誓書”。

三、齊亞哈克的“毒藥”

傳統權貴階層并非不可戰勝。1970年大選中，阿里布托領導的PPP橫掃旁遮普中部和北部地區，大量的中產階級（律師、醫生、工程師）甚至底層活動家，進入國民議會。

這批人本可以形成新的政治階層。

然而，這一進程被齊亞·哈克打斷了。1985年，為了防止PPP卷土重來，齊亞舉行“無黨派選舉”。他剝奪了政黨的選舉符號，選民退回到依靠關系投票。

結果，地主和部落首領憑借家族勢力卷土重來，重新占據了國民議會。

為了控制這群散沙般的獨立議員，時任總理居內久發明了一種維持忠誠的毒藥——“議員發展基金”。

國家直接給每個議員發放巨額資金，名義上是修路，實際上成了議員的私家金庫。議員利用這筆錢給親戚承包工程、給支持者修水管，以此建立私人的恩庇網絡。

這種“公款私用”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后果：政治資本被“私人化”了。 因為路是議員以個人名義修的，警察是議員靠個人面子搞定的，這種恩情和關系網只人，不認黨。當老議員退休時，只有他的兒子能繼承這份龐大的人情債和關系網。因此，議席變成了家族資產。

到了1988年恢復黨派選舉時，新來的挑戰者發現自己面臨著絕望的準入門檻。因為1985年選上的那批人，已經利用公款修了路，安插了親戚當警察。

這種游戲規則一旦確立，就停不下來了。后來的謝里夫、布托都需要拉攏這些自帶票倉的人（Electables），靠意識形態玩不轉了。

作為這種交易的潤滑劑，“議員發展資金”從未消失，而是換了多個馬甲，比如可持續發展目標計劃 (SDGs Achievement Programme/SAP) 。

IMF 2025年治理與腐敗報告的批評，這種“自由裁量分配”至今仍是加劇不透明與腐敗的根源。

四、死循環

不過，地方權貴（宗族長、大地主、商人）和政黨的關系后來又發生了微妙變化。

地方權貴雖然在選區有影響力，但如果他們單干，充其量只是個無權的獨立議員。要想在國家層面分蛋糕，或者獲得更高級別的保護，必須掛靠大黨。

PML-N、PPP、PTI這種全國性政黨自帶政黨品牌（選民認黨不認人）、政黨機器支持（宣傳、組織、拉票），上臺后更容易分到部長、委員會主席等職位。

地主們需要向政黨繳納高額的“門票費”（Ticket Fees），換取當選后對警察局和行政機構的控制權。

這導致了一個死循環：

普通人付不起高昂的“門票費”，也無法提供“宗族選票”，永遠進不了核心權力圈子。而權貴家族因為有祖傳的資本和票倉，實現了權力的代代相傳。

本文轉載自“牛馬白日狂想”微信公眾號2026年1月21日文章，原標題為《 南亞的“青年震蕩”與巴基斯坦的沉默 》

編輯：龍風穆

審核：單敏敏 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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