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美國早就贏慣了，輸給中國的滋味，嘗起來恐怕比想死還難受

美國早就贏慣了，輸給中國的滋味，恐怕比想死和發狂加起來還難受。

如果以常理度之，讓你在強敵和弱敵之間選一個，直覺可能會提示你選后者。

但在地緣政治的邏輯里，常理這玩意未必總是靠譜。

最近，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賈南·加內什寫了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旨在提醒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特別警惕如今這個正處在衰落中的美國。

因為對于一個贏慣了、贏麻了的霸主來說，承認自己不再是唯一的王，這種心理上的痛感，可能遠比客觀實力的下降要可怕得多。

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看起來平靜，水面上波光粼粼，但水下暗礁密布，足以讓任何自負的帝國擱淺，那一年，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在唐寧街10號的辦公桌前，押上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把賭注——他決定聯合法國出兵埃及，奪回剛被納賽爾收歸國有的運河。

艾登絕非蠢人，年輕時反法西斯斗爭有功，阿拉伯語流利，風度翩翩，是英國最體面、最講究的紳士之一，但在那個燥熱的夏天，他似乎突然失去了理智，面對埃及總統納賽爾——在他眼里只是“地方土霸王”——艾登的耐心徹底耗盡，他拉上法國，調動戰艦闖入運河。

結果可想而知，英法聯軍不僅沒能贏得榮耀，反而在全世界眼里為自己舊殖民體系敲下喪鐘，這個失敗告訴人們一個簡單的道理：當一個曾經的霸主發現自己正在滑向衰落，最先失去的往往不是資源，而是理智。

半個多世紀后，《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賈南·加內什敏銳地嗅到了類似的氣息，他認為，美國正經歷它的“蘇伊士時刻”，而美國面對的困境，痛苦感可能比當年的英國還要深百倍。

歷史不會完全重演，但總愛重復相似的節奏：強國在衰落時，焦慮和恐懼往往讓他們做出荒唐的舉動，這種背景下，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動作，也就不難理解了。

正如艾登在蘇伊士時陷入恐懼，美國如今的焦慮也源自同樣的心理：當權杖從手中滑落，卻無法挽回時，帝國本能地用武力和外交冒險試圖穩住面子，這種心理層面的失控，為理解美國對中國的強硬態度提供了關鍵線索。

英國的衰落對世界而言是一種“自家人接班”的平滑交接，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的地位、語言、文化和規則，這種文明相似性讓英國在退場時感到痛苦減輕，仿佛“鍋里肉爛了，但還是自家兄弟吃掉”。

可美國面對的對手完全不同：中國不是西方文明的延伸，而是一棵獨立生長了五千年的參天大樹，對美國來說，這意味著不僅是地緣政治權力的交接，更像是西方中心論被直接打臉。

這種文化和文明上的巨大差異，使得美國的衰落體驗被推向極致，如果英國衰落只是輸給了同樣的白人國家，美國衰落就是輸給了完全不同的文明，輸給“兄弟國家”只是權力交接的自然輪換，輸給中國就像羅馬軍團真的輸給了秦皇漢武，心理沖擊不可同日而語。

這種存在主義的恐懼，把單純的霸權焦慮直接放大成“文明存亡”的問題，在美國鷹派的噩夢中，這不僅是椅子被奪走，而是規則和話語權是否還屬于自己的問題。

美國這種深層次的不安，直接催生了它的異常行為，無論是特朗普時期的貿易制裁，還是白宮在關鍵資源和戰略領域的焦慮應對，都不是簡單的總統個人作風問題，而是歷史慣性下的國家本能。

過去小布什時期，美國在國際規則下已經顯示出不耐煩，而特朗普只是把這種不耐煩放大，可以理解為，當規則不再保證自己穩勝時，美國會嘗試改變游戲規則，甚至撕毀舊的秩序，這種心理背景，讓我們看到美國在面對中國時的過度反應并非偶然，而是文明沖擊下的必然。

這種歷史與心理交匯的焦慮，也為我們理解美國對盟友、對貿易體系乃至對全球秩序的“失控”提供了鑰匙。

如今的美國，就像籠子里的猛獸，它仍有鋒利的爪牙和核力量，但發現世界在緩慢改變，自己的霸權正在受到挑戰時，不得不焦躁地拍打桌子。

面對中國的核航母、隱身戰機和航天工程，它既看得到威脅，又無法輕易扳回局勢，面對國內撕裂和盟友的離心力，它同樣手足無措，這種“想脫鉤卻斷不了、想掐死卻掐不住”的無力感，讓美國越來越暴躁，表現為貿易施壓、外交威脅甚至軍事挑釁。

這背后的邏輯很簡單：美國的心態不是個別總統的問題，而是國家利益與霸權思維的慣性反應，無論是口口聲聲的“美國優先”，還是假裝正義的“民主價值”，底層邏輯都是排他性的霸權焦慮。

美國無法容忍一個非西方文明強者與自己平起平坐，因此對中國的應激反應幾乎成為制度化行為，對于中國而言，叫醒一個裝睡的小人是徒勞，安撫一個焦躁的巨獸更是幻想，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安撫，而是站穩腳跟、練好內功，在這場文明與力量的博弈中保持冷靜。

歷史最終會證明誰站在正確的一邊。時間不會偏袒嚷得最兇的人，也不會被焦慮和恐懼左右，正如猛獸臨死前還要撲騰翅膀，巨國在衰落時也會瘋狂掙扎。

在這段漫長而驚心動魄的博弈中，唯有堅定自身、增強實力，才能在歷史的浪潮中立于不敗之地，美國的焦躁，是對我們力量的一種檢驗，而真正的勝利，是靠穩健、耐心和實力贏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