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仕五朝十一帝的馮道：是亂世貳臣，還是文明守護者？

馮道的一生跨越唐末至后周初的劇烈動蕩年代，在短短七十余年間，親歷五代更迭、政權頻易——先后效力于后唐、后晉、契丹（遼）、后漢、后周五個政權，歷經十一帝、八姓皇族，官職始終居于中樞：不是宰相（同平章事），便是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之列，為官逾四十年而屹立不倒。

馮道出身耕讀之家，所謂“為農為儒，不恒其業”，家境清寒卻重教尚學。他少年時便以孝謹勤勉聞名，安于淡泊，好讀書而不慕虛華。大雪封門、塵積席案，仍能靜心誦讀，怡然自得。這種沉潛篤實的性格，成為他日后在政治驚濤中錨定自身的內在力量。

他先入盧龍節度使劉守光幕府為參軍。當劉守光執意出兵攻伐定州時，馮道直言勸阻，觸怒主帥，被投入牢獄。

幸而劉守光很快兵敗身死，他脫身南下，輾轉投奔河東監軍宦官張承業，并由此進入晉王李存勖（即后來的后唐莊宗）核心文吏系統，任掌書記，負責軍政文書起草。

一次，李存勖盛怒之下欲罷黜前線重臣郭崇韜，命馮道即刻擬詔。馮道并未奉命執筆，而是當面陳情、據理力爭，最終使君主收回成命。此舉非但未招致貶斥，反而贏得朝野對其膽識與擔當的敬重。

923年，李存勖滅后梁、建后唐，馮道被擢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不久因父喪丁憂歸鄉，途中險遭契丹騎兵擄掠，可見當時北方邊地之危殆。

服闋返朝后，恰逢后唐政局劇變：莊宗死于兵變，明宗李嗣源即位。他迅速啟用馮道為端明殿學士，一年之內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正式登上宰相之位。

然而真正的考驗不在升遷，而在站隊。

933年明宗病逝，子李從厚繼位，僅四月后，養子李從珂起兵奪權。當皇帝倉皇出逃、欲投靠石敬瑭時，馮道并未追隨，而是率百官開城迎立新主——這一選擇常被后世詬病為“失節”。

但若置于五代語境中審視：彼時忠君觀念早已讓位于“保民安政”的現實責任；馮道所持，或許并非對某姓帝王的愚忠，而是一種更務實的政治倫理——在王朝如走馬燈般更替的亂世里，維系制度運轉、守護文教命脈、避免生靈涂炭，本身即是一種深沉的忠誠。

他后來再度拜相于后晉，奉命出使契丹，滯留兩年而全身而返；又在后漢、后周兩朝繼續擔任高位。晚年的他自號“長樂老”，并作《長樂老自敘》，坦然陳述自己歷仕諸朝的經歷與心跡。這不是炫耀，亦非辯解，而是一位親歷百年裂變的老臣，對時代與自身角色的一次冷靜回望。

馮道的政治生涯，堪稱五代亂世中一段罕見的“韌性生存”史——他不是靠忠于某一位君主而屹立不倒，而是憑借清醒的現實判斷、靈活的政治智慧與始終未失的底線意識，在王朝更迭如走馬燈般的年代里，連續輔佐五朝十一帝，歷仕四代中原政權（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及契丹遼國，官至宰相、太師、中書令、太傅，最終以七十三歲高齡善終，獲謚“文懿”，追封瀛王。

936年，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后唐、建立后晉。為彰顯對契丹的臣服與誠意，他亟需一位德高望重、契丹也熟知信任的大臣出使。滿朝文武噤若寒蟬之際，馮道主動請命，以宰相身份北上。

此行表面是禮儀往來，實則是一場高風險的政治斡旋：既要維護后晉體面，又不能激怒契丹；既要示弱以保國祚，又須守住中原士人的基本尊嚴。他圓滿完成使命，歸國后，石敬瑭順勢改革中樞——廢除權力過大的樞密院，將其職能并入中書省，軍政大權由此集中于宰相之手，馮道成為事實上最具實權的文官。

然而，權力從來伴隨風險。942年石重貴即位后，馮道雖加太尉、續任宰相，卻因遭人構陷，被外放為同州節度使，后又調往南陽，雖加中書令銜，實則遠離決策核心。這并非貶斥，而是一種政治緩沖：既未棄用其資望，又暫避鋒芒。這種“明升暗調”的安排，恰恰反映出時人對他分量的忌憚與倚重并存。

947年契丹南下滅晉，馮道再度面臨抉擇。面對耶律德光“你為何朝唐暮晉”的當面詰問，他答：“無兵無城，安敢不來？”不辯忠奸，只講現實；不談氣節，直指生存邏輯。

這種坦率反而贏得契丹統治者的尊重。他被授遼國太傅，更在耶律德光縱兵屠掠時，冒死勸阻濫殺漢民，使無數百姓免于屠戮——所謂“圓滑”，在此刻顯露出沉甸甸的人道分量。

契丹北撤后，劉知遠建后漢，立即禮聘馮道為太師，借其聲望穩定人心；郭威代漢建周，又拜其為太師兼中書令。此時的馮道，早已超越個人仕途，成為政權合法性的“信用背書”。直到954年周太祖郭威駕崩，新帝柴榮力主北伐抗遼，馮道以年老持重為由勸阻。柴榮斷然拒絕，并將他留在京城，命其抱病監修郭威陵墓——這不是羞辱，而是一種體面的疏離：一個代表舊秩序的老臣，不必再參與新君開疆拓土的銳氣之爭。

馮道去世后，柴榮輟朝三日，追封瀛王，謚號“文懿”。“文”彰其學識與治術，“懿”贊其德行之厚——不是完人，卻有始終；不殉一姓，卻護萬民。他的選擇未必合乎后世道德教條，但在刀鋒舔血的五代，他讓權力更迭少流些血，讓制度延續多一分可能，讓百姓在戰亂夾縫中多一絲喘息。

史書稱他“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余年”，更以“歷事五朝、八姓、十一帝”聞名于世。這不是夸張的修辭，而是亂世中一種近乎奇跡的生存實錄：他輔佐過李嗣源、李從厚、石敬瑭、石重貴、郭威、柴榮六位君主（若計入早年效力的幽州軍閥劉守光及其所建“桀燕”政權，則達十二帝）；服務的政權橫跨后唐、后晉、契丹（遼）、后漢、后周五個更迭如走馬燈般的朝代；背后牽涉八個不同血緣或出身的統治家族——包括沙陀李氏（含養子系統）、石氏、耶律氏、劉氏、郭氏與柴氏等。

馮道并非靠逢迎鉆營而屹立不倒。相反，他刻意保持政治距離：不插手軍務調度，不主導財政改革，極少參與權力核心的激烈博弈。這種“有所不為”的清醒，使他在每一次王朝傾覆、宮門喋血之后，仍能被新主禮聘為相。

唯一一次明確諫阻，是在后周世宗柴榮決意北伐北漢時。他直言“未可輕動”，觸怒皇帝，被派去監修太祖郭威陵墓——不久便病逝于任上。這一諫，成了他四十余年宰相生涯中罕見的、帶著溫度的政治表態。

他的思想底色是儒家，但不是激進的革新派，而是堅定的“復禮派”：相信只要重建禮制秩序、恢復經典教化、安頓民生根本，天下自可重歸清平。

他主持雕印《九經》，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儒學典籍刊刻工程；他賑濟災民、舉薦寒士、拒收饋贈，在私德上幾近完人。歐陽修斥其“無廉恥”，卻也不得不承認：“天下雖亂，而儒者之學賴之不墜。”

因此，馮道的形象遠非一句“貳臣”可以概括。他是五代這個“斷裂時代”的活體年鑒：既映照出傳統忠君倫理在政權速朽現實前的窘迫，也折射出一位務實士人在價值崩塌之際，如何以民本為錨、以文化為盾、以退守為進，竭力維系文明火種不熄——不是為某個皇帝盡忠，而是為“人”本身，為“道”本身，守住最后一寸底線。

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我們不必急于評判對錯，而應思考：當世界高速旋轉、規則頻繁更易，一個人究竟該堅守什么？又該如何堅守？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對馮道的評價極為嚴厲，稱他“可謂無廉恥者矣”，將他視為五代道德失序的典型象征。

在歐陽修看來，一個連基本廉恥都喪失的人，必然無所不取、無所不為；而馮道歷仕四朝、事奉十一位君主，卻始終安然居于高位，這種“不倒翁”式的生存，非但不是本事，反而是亂世失范的縮影——甚至被歸為導致天下大亂的思想誘因之一。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更進一步，直言馮道縱有善政、有才學、有德行，也“等于未做”，因為他本質上只是“茍全性命于亂世”，缺乏士人應有的氣節與擔當，因而斷定他是“奸臣之尤”。自此，“貳臣”成了馮道最牢固的歷史標簽，后世史家多沿襲此論：清代《續通志》將其列入“失節官吏”中最不堪的一類，斥為“懵大倫而不知恥”。

這種近乎一邊倒的批判，在傳統史學中持續了近千年。敢于為馮道說話的人極少，明代的李贄、王世貞，明末清初的溫璜等寥寥數人，是少數試圖翻案的聲音，但長期被主流話語邊緣化。

然而，進入近代，歷史視角開始松動。學者們不再只以“忠于一姓一君”為唯一標尺，而是把馮道放回五代那個“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真實現場去理解。

歷史學家樊樹志就指出：在一個皇帝頻頻更替、政權平均存續不足十年的時代，要求官員“從一而終”，既不合情理，也不合實際。

馮道自號“長樂老”，表面看是圓滑自保，實則折射出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智慧——他不是沒有立場，而是把立場錨定在更根本的地方：百姓的生計、制度的延續、文化的存續。

比如，契丹大軍攻入中原時，他面見遼太宗耶律德光，不卑不亢地勸阻濫殺漢民；又如，他主持國子監刊刻儒家《九經》，這項浩大工程跨越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個朝代，歷時二十二年從未中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國家主導、系統完成的典籍印刷工程，為儒學在亂世中不致斷絕立下不可替代之功。

因此，重評馮道，不是要抹去他的復雜性，而是提醒我們：歷史人物的道德分量，不能僅用單一標準裁量；當時代本身已失去穩定的坐標，那些選擇留在現場、維系秩序、守護文脈的人，或許正以另一種方式踐行著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