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數智時代社會保障制度現代化轉型 | 社會科學報

近日，美團將養老保險補貼方案正式覆蓋全國，也使得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問題成為焦點。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鼓勵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保險。

原文 ：《開啟數智時代社會保障制度現代化轉型》

作者 |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應急管理學院 朱火云

圖片 |網絡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與云計算技術的深度融合，人類社會正加速邁入“數智時代”。這一時代的顯著特征，不僅在于生產力的指數級躍升，更在于生產關系與勞動形態的根本性重塑。數字經濟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勞動力匹配門檻，催生了以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網絡主播等為代表的“新業態從業人員”。這一群體已成為勞動力市場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然而，這種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就業形態，呈現出顯著的去雇主化、碎片化、原子化及高流動性特征。勞動者從傳統的“單位人”轉變為被算法和平臺松散鏈接的“社會人”。這種轉變雖然賦予了勞動者更高的自主性與靈活性，卻也使其暴露在更為復雜的社會風險之中。如何為這一龐大群體構筑社會保障安全網，是我國社會保障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回答的重大課題。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起源于19世紀80年代的俾斯麥政府，亦被稱為“俾斯麥模式”。其建基于現代工業文明，以權利與義務相對等為原則，以正規就業為基礎，通過代際代內收入再分配實現生命周期的收入平滑。然而，數智時代的新業態就業具有勞動關系“隱匿化”、工時與收入的“碎片化”、風險形態的“新型化”等特征，從根本上動搖俾斯麥模式的底層邏輯，使傳統制度面臨嚴峻的“適應性危機”。簡單的制度“修補”已不足以應對挑戰。迫切需要從治理理念、技術手段到制度架構進行全方位的重構，實現數智時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現代化轉型。

首先，需要重新樹立新業態友好型的社會保障制度理念。提升治理能力的首要任務是打破對標準勞動關系的路徑依賴。社會保障應淡化其市場效率導向，增強普遍性與包容性。需要從頂層設計上重塑參保資格認定標準，將社會保險的權益賦予邏輯從“基于勞動合同”轉向“基于勞動事實”。可以借鑒諸如新加坡的“平臺工作者”立法等國內外創新經驗，在法律層面創設區別于傳統雇員和自雇者的第三類勞動身份，或直接確立“凡勞動所得皆應參保”的普惠性原則。

其次，利用數智化手段解決數智時代的社會保障困境。“解鈴還需系鈴人”。數智時代的問題應用數智化的手段解決。傳統的社保征繳高度依賴企業申報，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而平臺經濟最大的優勢在于數據全留痕。提升治理能力的關鍵在于政府部門打破數據壁壘，與平臺企業建立數據共享與協同治理機制。具體而言，利用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建立新業態從業人員的“數字社保賬戶”。通過采集從業者的接單量、工作時長、收入流水等“數字足跡”，精準核定繳費基數，推行平臺代扣代繳的征繳模式，在每一筆訂單結算中通過算法自動劃撥微量社保費，實現“無感參保”與“碎片化繳費”。這種嵌入式的治理方式，既能解決繳費難問題，又能通過數字化手段實時監控保障落實情況。

再次，優化社會保障的制度結構，提升制度的柔韌度。針對新業態從業人員的特點，構建“基礎+彈性+補充”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兜住”全體國民。一是夯實底線公平，建立統一的國民基礎養老金和基本醫保制度，確保即使是低收入的零工群體也能獲得最基本的生存尊嚴。二是創設彈性險種。針對職業傷害風險，應加快建立獨立于工傷保險之外的“職業傷害保障制度”。該制度應弱化雇主責任認定，強調傷害事實補償，由平臺按單繳費，實施社會化運作。三是引入多元補充。鼓勵商業保險公司開發適應新業態的“碎片化”保險產品，通過稅收優惠鼓勵平臺為高績效勞動者建立企業年金式的補充保障，探索建立個人養老金制度與平臺從業的對接機制，形成多層次的風險分擔機制。

最后，重構多元籌資機制，強化平臺的社會責任。傳統由雇主和雇員共同繳費的籌資模式“失靈”是新業態從業人員社保覆蓋面不足的根本障礙，必須圍繞平臺、政府、個人三方主體，重構籌資責任體系。平臺企業作為數字紅利的最大受益者，理應承擔相應的社會成本。但這不應簡單等同于傳統雇主責任，而應設計更為科學的“平臺責任稅”或“社會保險費”。可以探索根據平臺的算法控制程度、營收規模及從業者依賴度，確定差異化的繳費比例。同時，政府應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對低收入新業態從業者給予社保補貼，并通過征收“機器人稅”或“數字服務稅”等方式來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池，以應對人工智能替代效應對社保資金鏈的長期沖擊。同時，應通過平臺企業代扣的方式防止從業者繳費規避的短視行為。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6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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