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醫療行業比做一個國家，其碳排放量遠超日本和加拿大

距離墨爾本福特斯克雷醫院(Footscray Hospital)手術室僅幾步之遙的一間儲藏室，正悄然發起對醫療廢棄物的反抗。金屬架子上，一捆捆手術服與手術單碼放得整齊有序——部分是淺藍色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其余則由經久耐用的可水洗面料制成。

其中的差異看似細微，可在重癥監護醫生兼麻醉師福布斯·麥凱恩(Forbes McGain)眼中，那堆可水洗織物所傳遞的信號，正是醫院敢于對抗醫療領域中一次性用品泛濫浪潮的決心。

醫院里的變革并非僅此一處。隔壁的消毒室內，機器運轉聲不絕于耳，一派忙碌景象。身著藏青色手術服、頭戴發套的工作人員，或在沖洗托盤，或在重新組裝手術器械包，或將一捆捆亞麻織物送入一整排的消毒機內。綠色和黃色的醫用塑料碗堆疊在推車上，靜待清洗、包裝后重新投入使用。

“多數醫院根本不會有這樣的設置，”麥凱恩朝著一捆捆可重復使用的織物點頭說道，“這些東西只會被隨手丟棄。”

醫院堪稱資源消耗大戶，內部充斥著一次性塑料、一次性設備與高能耗的機器。更令人意外的是，它們還是麻醉劑這類溫室氣體的重要排放源。

在澳大利亞，醫院排放量約占全國總排放量的7%；美國醫療行業的溫室氣體污染占比高達8.5%。放眼全球，若將醫療行業視作一個國家，其排放量可位列世界第五，遠超日本與加拿大。

這讓麥凱恩這樣的臨床醫生陷入了悖論核心：本以拯救生命為天職的行業，如今竟成了全球污染最嚴重的行業之一，而要戒除醫療領域對一次性用品的依賴，絕非易事。

風險正不斷升級。全球變暖助推疾病高發，從中暑、心臟病發作到蚊媒傳染病，各類病癥接連受其影響；與此同時，本就不堪重負的醫療服務體系，還在承受新的壓力。這使得醫院一邊加劇著氣候變化，一邊又身處受其沖擊的最前沿。而面臨威脅的，不僅是溫室氣體排放問題，更是醫療體系自身的長期抗風險能力。

氣候醫學

麥凱恩成為醫療領域的氣候變革者，實屬偶然。起初只是圍繞減廢提出的幾條建議，后來逐漸發展成博士論文，最終還讓他獲得了墨爾本大學醫療可持續發展副院長的職位。在重癥監護室輪班的間隙，他正牽頭推動用可水洗替代品取代一次性手術服、手術單與托盤——并以實際成效證明，這種做法既能減少碳排放，又能降低成本。

“我們曾打算改用一次性用品，只因所有人都稱這樣能省錢，”他坦言，“可事實并非如此——更讓我憂心的是，這些說法的提出，完全沒有科學依據支撐。”

福布斯·麥凱恩醫生

僅舉一例：他的團隊開展的工時與動作研究顯示，即便支付了工作人員清洗、消毒設備的費用，一次性用品的成本依舊更高。

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要改變醫院的運營模式，更意味著要顛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市場：僅全球醫用塑料行業，到2030年的規模就有望突破870億美元。數十年來，制造商始終將“一次性使用”與“安全”畫上等號——正是這一論調，構建起了以化石燃料和一次性產品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若是生產一次性用品的企業，自然會想方設法多賣產品。”麥凱恩說道。

麥凱恩對醫療行業物質足跡的認知，始于他成長的西澳大利亞州金礦小鎮卡爾古利(Kalgoorlie)。父親身為地質學家，畢生鉆研從地殼中開采資源的技藝，這份職業潛移默化間埋下了思考的種子。“正是這一切，讓我開始探尋物品的來龍去脈——它們從何處誕生，又歷經怎樣的旅程才抵達我們面前，”他說道。譬如在澳大利亞開采的礦石，或許會遠渡重洋到中國冶煉，再輾轉到巴基斯坦或德國加工成一次性醫療工具，最終運回澳大利亞，卻僅使用一次便被丟棄。

“這樣的生命周期實在離譜，”他評價道，“這是一種嚴重缺乏可持續性的線性非循環模式。”

疫情的警醒

新冠疫情迫使全世界直面醫療廢棄物生產與管理體系的脆弱性。個人防護裝備使用量激增，不僅暴露了廢棄物處理能力的短板，也讓人們對一次性用品的長期可持續性產生了質疑。

疫情最嚴峻時，麥凱恩所在的醫院集團一年內就丟棄了逾100萬件手術服。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據，截至2021年11月，全球新冠疫苗接種產生的注射器與針頭廢棄物約達14.4萬噸，而檢測試劑盒則產生了73.1萬升的化學廢棄物。

醫院對一次性用品的嚴重依賴，始于二戰后塑料制品價格下降之時。20世紀80年代，鑒于人們對艾滋病(HIV)的恐慌，以及制造商大力鼓吹一次性用品更安全的營銷手段，這種依賴趨勢愈發根深蒂固。

美國醫療機構每年產生的廢棄物約達590萬噸，其中近30%為塑料制品。重癥監護室同樣延續了這一趨勢，一次性用品在其廢棄物總量中占比達三分之一。

現代醫學領域，大量一次性塑料、紙張、紙板、玻璃與金屬制品被廣泛使用

如今，醫療廢棄物問題已根深蒂固且日益加劇，但相關應對政策卻嚴重匱乏，美國的情況尤為突出。2025年1月，在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下令取消“環境正義”項目后，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隨即解散了其氣候變化與健康公平辦公室。

“醫療機構本應起到引領作用，而非加重疾病負擔，”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阿達諾姆·格布雷耶蘇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減少醫療廢棄物必須成為一種核心理念，貫穿于醫療保健的各個環節，包括規劃、資金保障、物資采購與服務交付。因此，這是每個人的責任——無論是衛生部長、醫院管理者、醫護人員、保潔人員，還是患者自身。”

醫院能夠且已經在推動系統性變革。

部分醫院聚焦基礎設施改造——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正逐步淘汰燃煤與燃油鍋爐，轉而采用電熱泵。另有醫院憑借自身市場影響力推進變革，例如美國凱撒醫療集團(Kaiser Permanente)，通過轉向可再生能源供電并調整物資采購方式，于2020年成為美國首個宣布實現碳中和的大型醫院網絡。

在日常臨床實踐中，變革也在自下而上地逐步推進。

診療一線的變革

醫生在病床前的決策，可能產生重大影響。耶魯大學醫療環境可持續性項目主任喬迪·謝爾曼(Jodi Sherman)指出，醫療行業的真正變革，取決于臨床醫生對藥品、器械及診斷工具的使用方式。

在2024年的一項研究中，麥凱恩及其團隊發現，即便是同一種手術，廢棄物的產生量也會因外科醫生的選擇而大相徑庭——比如選用一次性還是可重復使用的手術服或手術碗。以膝關節置換手術為例，不同醫生術后丟棄的一次性塑料與聚氯乙烯(PVC)制品數量可能相差一倍；而在不銹鋼器械的使用上，差異更為顯著：不同醫生對一次性不銹鋼器械的依賴程度，竟相差10倍。

他的團隊始終推動使用可重復使用的手術服、手術單與氧氣管；與制造商合作，將聚氯乙烯(PVC)靜脈輸液袋及氧氣面罩回收加工為農用管道；同時還深入研究醫院日常運營中的各類選擇如何催生廢棄物。

麥凱恩的研究已推動國家政策調整：曾經需每日更換的呼吸機管路，如今改為每周更換，廢棄物減少80%。其他地區的變革成效同樣顯著。對英國某醫院的模擬分析顯示，改用可重復使用手術服后，每年可減少約100噸碳排放、減少20噸廢棄物、節約500立方米水資源，同時還能節省10萬英鎊（約合13.5萬美元）。

然而，變革的推進仍有局限。可重復使用的呼吸機管路正逐漸退出市場。“如今要獲取這類產品愈發困難，因為制造商已經停產，”麥凱恩無奈表示。

內部阻礙

無數低風險、高效益的變革，仍屢屢受阻——而受阻的原因，往往與患者護理毫無關聯。

麥凱恩曾遭遇過一次最令他懊惱的挫折：他推動新建的福特斯克雷醫院不采用燃氣供暖，這一方案雖獲得醫院管理層支持，最終卻遭否決。大型承包商與服務提供商往往對長期沿用的燃氣基礎設施存在偏好，這導致全電力驅動的醫院建設推進難度極大。

盡管如此，這座定于2026年初開業的新醫院，將融入多項重要的節能設計。例如，手術室的通風系統僅在使用時才切換至高空氣交換率模式；此外，它還將成為澳大利亞首家不使用管道輸送一氧化二氮的醫院——一氧化二氮作為一種麻醉氣體，其溫室效應潛力約為二氧化碳的300倍。未來，醫院將改用其他麻醉劑，或在必要時使用小型便攜式氣瓶。

麥凱恩認為，這類局部性進展既印證了醫療行業脫碳的可行性，也暴露了這一過程中潛藏的政策阻力。

此后，該州政府宣布，另一座新建醫療機構——梅爾頓醫院(Melton Hospital)將全面采用電力驅動。在麥凱恩看來，這既是一場勝利，也表明他的努力正在見效，盡管醫療體系變革的速度尚未達到他的期望。“堅持與韌性，是我工作中最重要的品質，”他如此說道。

年輕一代醫生也愈發重視可持續發展議題，部分醫療體系已開始將環境目標融入臨床實踐與資質認證體系之中。

作為歐洲規模最大雇主的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如今要求主要供應商公開碳足跡，并承諾到2045年實現凈零排放。瑞典則在試點循環供應鏈，優先對醫療工具進行重復使用、維修與回收，而非將其送往垃圾填埋場。

數據工具

數據也在為變革注入動力。多年來，醫療行業始終缺乏能讓臨床醫生直觀了解環境影響的量化指標，如今這一局面正逐步改變。

耶魯大學的研究人員已測算出麻醉氣體及手術室操作流程的碳足跡。在澳大利亞，麥凱恩的團隊正與工程師及感染科專家合作，分析從靜脈輸液管到注射器等數百種常用醫療用品對排放產生的影響。

在澳大利亞國家衛生研究基金的支持下，麥凱恩團隊正在研發相關工具，未來有望為醫生提供其醫療行為對環境影響的實時數據——這與當前醫院追蹤臨床醫生抗生素使用情況的模式頗為相似。

對麥凱恩而言，在重癥監護室查房與大學授課的間隙，這項變革工作從未停歇。他還試圖用醫院管理者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溝通：“我很快意識到，若無法帶來經濟收益——至少不能造成虧損，一切變革都無從談起。比起碳排放量或環境問題，經濟效益的說服力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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