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0比4輸給日本，但百姓都在就事論事，說明中國是真的崛起了

昨天深夜今天凌晨，盡管中國隊的小伙子們拼盡全力，但在對手壓倒性的技術和組織能力面前，還是沒能創造奇跡，繼22年前亞洲杯決賽之后，在U23亞洲杯的冠軍爭奪戰中，以0比4負于日本隊。

雖然中日關系因高市早苗受挫，不過迄今所有的討論，都沒溢出比賽本身。

常言道體育和政治無關，但現實世界中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最嚴重的當屬1969年7月，中美洲的薩爾瓦多與洪都拉斯，因足球比賽而爆發了嚴重軍事沖突。當然，輸球只是導火索，這兩個小國本就積怨甚深。這也是歷史上唯一一次，直接由體育比賽引爆的戰爭。

除了觸發戰爭這一極端情況，體育為地緣政治沖突買單并從此埋下仇恨與對抗情緒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馬拉多納對英格蘭那舉世聞名的“上帝之手”和“連過五人”，按他本人的話說，就是對馬島戰爭阿根廷失利的快意復仇。

1992年，陷入內戰的南斯拉夫，被取消了歐洲足球錦標賽的參賽資格。先前無緣正賽的丹麥倉促替補。結果后者最終奪冠，成就了足球版“安徒生童話”。至于俄羅斯因興奮劑和烏克蘭，被禁止參加奧運會和世界杯，更成為近10年來最具代表性的體育政治化事件。

無論是引發禁賽制裁還是導致兵戈相向，這些顯性的突出案例，如今人們都已見怪不怪。也沒幾個人再把“體育無關政治”這句口號當回事。

然而，體育賽事對強國之間實力此消彼長的坐標性折射，卻很容易被人們所忽視。比如中日之間的足球賽，就最具典型意義

2004年，坐鎮主場的中國男足，一路殺進了亞洲杯決賽。在與日本隊的爭冠之戰中，后者在亞足聯及其指定裁判的包庇下，公然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打進了一記手球，從志在必得的中國隊和14億中國人民手中，強行竊取了本該屬于中國人的亞洲杯。

日本隊和亞足聯合謀搶劫的囂張氣焰，引爆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賽后現場球迷情緒激動，除了連綿不絕的憤怒口號，還發生了一系列肢體沖突。有目擊者稱，賽后乘坐大巴“逃離”的日本球員，還朝車外的中國球迷豎中指。日本人的挑釁，更令現場幾近失控。

實話實說，單純論亞洲杯決賽的競技水平，和歐洲同行比起來，幾乎是不值一提的。但由于這場極具爭議的生死大戰，是發生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于是客觀上也就注定了，其一定會產生難以估量的溢出效應。歷史后來證明，的確如此。

通過梳理歷史脈絡可以發現，以2004年亞洲杯決賽為導火索，中國社會爆發了自1945年以來，真正意義上的對日民族情緒。在之后迄今的22年里，雖歷經多次緩和，但由于日本始終拒絕就歷史問題道歉并執意染指臺灣，因此這股強烈的情緒，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很快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蔣介石父子逃到臺灣后又倚美拒統，兩岸的長期分離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就是“打倒國民黨反動派”，這一帶有鮮明階級斗爭形態的口號，始終作為主流之一，回蕩在政治、文化和各項社會宣傳的舞臺中央。

除了帶有突出階級斗爭色彩的統一大業，新中國建立后，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國家又先后面臨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嚴重威脅。與全球兩大超級強權的斗爭，既有反抗近代殖民主義的強烈民族情緒，也包含著復雜多變的超越民族的階級斗爭色彩。

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是19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后，中國與大多數西方國家以及日本，都建立了外交關系。隨后立刻進入了引進技術和文化交流的“蜜月期”。氣魄宏大的轉折性戰略決策，為中國抵御赫魯曉夫威脅并啟動改革開放進程，立下了彪炳史冊的不朽功勛。

中日建交后，中國戰略性放棄日本巨額賠款，換取日本支持中國發展經濟。1979年，日本啟動由日元貸款、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三部分組成的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同時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客觀地說，ODA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騰飛，還是起到不小的作用的。

日本的聰明之處還在于，1989年之后，東京沒有參與美國主導的對華制裁，而是乘西方對華收緊經濟合作之機，大舉進軍中國市場。于是中日經濟聯系在1990年代達到頂峰。日本制造的工業品，在中國成為技術與時尚的代名詞。日本動漫等文娛產品也充斥中國市場。

在一片向日本學習的輕松氛圍中，隨著經濟的增長，基于市場經濟的愛國主義情緒，開始萌芽于1990年代的中國。雖然那個年代依然以擁有進口貨為榮，但中國已不再甘心繼續成為外國商品的傾銷地。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就是“經濟愛國主義”的文化反應。

進入新世紀并加入WTO后，外資大舉涌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發達經濟體為核心的廣袤國際市場，對中國制造敞開了大門。通過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引進，再加上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涌入沿海制造工廠，羽翼漸豐的中國本土企業，也逐漸初具規模。

此時的中日經濟關系，已由改革開放早期的互補，甚至是單方面給予，悄然轉變為了局部競爭。起碼在中國本土市場上，中國生產的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和空調等家電日用品，已把昔日橫掃全球的日本制造商，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自1968年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于1980年代把美國制造業打得滿地找牙以來，日本還是第一次遇到這類挑戰。而經濟關系的變化，注定會傳導到政治和外交層面。2000年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后，中國體量又直逼法國和英國。日本終于坐不住了。

除了愈發激烈的經濟競爭，時任日本鷹派首相小泉純一郎，從2001年就任起至2004年1月，已先后4次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其拜鬼的惡劣影響，被剛剛興起的互聯網成倍放大，強烈刺激著中國的民族情感。中日關系至此已處于一點就著的“臨界狀態”。

因此2004年亞洲杯決賽風波，之所以能激起巨大的情緒效應，背后其實有著深刻而急劇變動的經濟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年席卷互聯網的對日情緒中，“抵制日貨”的口號，格外引人矚目。這體現了新興的民族產業，迫切渴望奪取國內市場的強烈愿望。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貨”，發生于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二十一條”前后。當年民族資產階級受到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希望能夠擴大國內市場的占有率。而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新一代思想力量，正是在這種局勢和氛圍下，逐漸登上歷史舞臺的。

經濟和產業層面的競爭，也激勵了中國對日本歷史遺留問題的大清算。抗戰勝利后緊接著國共內戰，建國前30年的階級史觀，以及改革開放后全力引進外資發展經濟擺脫貧困，使得日本50年的侵華史與軍國主義勢力，始終沒有得到系統性的全民清算。

其實主張對日清算歷史的情緒，一直存在于民間。但能夠在2004年前后爆發出來，全賴加入WTO后經濟崛起和互聯網普及所賜。這股對日情緒的出現，深刻改變甚至重塑了中國輿論場的基本面貌。官方在指定對日政策時，有時也不得不顧及新時期中國輿論的對日情感。

不過2000年代中期，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排名未進前三。日資在品牌、營銷，特別是設備和零部件方面的競爭力，仍在中國企業之上。中國企業也需要日本的先進技術。所以隨著2006年9月小泉卸任和安倍晉三開啟第一任期，中日關系走向緩和，并于鳩山時期達到頂峰。

但當2010年日本歷史性喪失自1968年以來占據了長達42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后，日本人的對華心態再次出現波動。日本不甘心GDP被中國超過，仍然幻想著能“扳回來”。與此同時中國企業競爭力進一步增強，除了少數領域外，日企在華地位已岌岌可危。

這波中日關系的劇烈動蕩，始于2012年野田佳彥政府的“國有化”釣魚島鬧劇。兩國關系一度劍拔弩張。盡管二進宮的安倍晉三一反第一任期時的緩和姿態，轉而對華強硬，不過日本經濟被中國大幅甩開的宿命已不可能改變。日企競爭力的加劇衰落，也已成為定局。

同樣，中國民間對日情緒重新變得激烈，“抵制日貨”的聲音，在輿論場上仍舊此起彼伏。中日政冷經熱的基本面，貫穿奧巴馬的整個第二任期。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態勢，慫恿著安倍政權不斷深化美日同盟以對抗中國。這段時期的中日外交關系，一直在低位徘徊。

戲劇性的是，這一輪讓中日重新緩和的，是特朗普在向中國掄起貿易大棒時，也順便對日本展開了高強度勒索。于是在2018至2019年，中日關系又一次回暖。期間不僅中國游客大批赴日，中國海軍太原艦還于2019年10月，首次參加了日本自衛隊舉辦的國際閱艦式。

在中美貿易激戰正酣之際，致力于對華緩和的安倍政府，卻于2019年7月，通過限制半導體原材料的出口，對韓國發動了貿易戰。

日韓貿易戰表明，日本已正式放棄了“反超”中國的幻想，開始轉而遏制體量和自己相差不大、但經濟間存在高度競爭關系的韓國。

只是欠缺獨立性且天生具備反華屬性的日本政權，在拜登趕跑特朗普的4年里，又本性畢露地與中國陷入了齟齬。搞笑的是，隨著特朗普的復辟，一向被視為鴿派的石破茂，再一次選擇與中國加大接觸。只是好景不長，這次緩和前后僅僅一年，就被高市早苗的一股妖風全部吹散。

在如今高市早苗妄言追隨美國武力干涉臺海之際，中國GDP已是日本的5倍。不僅是軍事力量，在人工智能、電動車等前沿科技與工業領域，中國也都對日本形成了不可逆轉的壓倒性優勢。這回“抵制日貨”的呼吁消失了，因為身邊已沒有多少有競爭力的日資工業品了。

這次國家隊雖然輸了球，然而1/4個世紀以來矢志不渝的產業升級與國力迭代，已足夠讓我們能以就事論事的純粹心態，坦然正視競技水平方面的差距，并從容地享受比賽本身。當沉重的歷史悲情，不再因體育而大面積外溢時，說明中國已真正崛起為了無可匹敵的世界巨人。#U23國足決賽失利原因#

文｜顧善聞 媒體人

作品聲明：僅在頭條發布，觀點不代表平臺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