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圍城！德里400人抗議換不來一口干凈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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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400名德里市民聚集在印度門（India Gate）草坪上。

他們高舉著“擺脫霧霾（Smog se Azadi）”與“呼吸正在殺死我”的標語牌，用和平抗議的方式控訴日益嚴重的污染。可這場呼吁清潔空氣的行動，最終以數人被捕收場。

同一時期，印度首席大法官蘇里亞·坎特（Surya Kant）僅在戶外散步55分鐘，就忍不住氣喘吁吁。

彼時德里的PM2.5濃度一度飆升至600，可吸入顆粒物（PM10）突破400。這樣的污染強度，放在歐洲會讓城市全面關停，可在德里，卻成了冬季的日常。

這座為治霾付出不少努力的城市，正深陷“越治越霾”的怪圈。背后藏著的，是多重污染源交織、治理體系徹底失效的系統性危機。

多重污染疊加，德里深陷“死亡之網”

德里的污染從不是單一問題，而是汽車尾氣、工業排放、建筑揚塵、垃圾焚燒與農田秸稈焚燒，共同織就的一張“死亡之網”。

交通污染是最大元兇，占了德里PM2.5污染的39%。這不僅因為車輛數量激增——德里有1520萬輛注冊車輛，幾乎占國家首都轄區（NCR）2970萬輛的一半，更源于監管體系的全面崩塌。

最高法院早有明確規定，使用年限超15年的汽油車、超10年的柴油車必須退出道路。可這一要求形同虛設。

2018至2021年間，本應注銷的475萬輛超齡車，最終只淘汰了298萬輛。如今NCR仍有1060萬輛超齡車在路上行駛。

更離譜的是污染達標認證（PUC）體系的造假黑幕。2023年印度主計審計長公署（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的審計顯示，10.8萬輛排放不合格的車輛，竟然都違規拿到了認證。

其中7.6865萬份認證在一分鐘內生成，這對需要多次節氣門循環測試的柴油車來說，根本不可能實現。還有7643份認證，顯示同一設備同時在“檢測”多輛車輛。

“PUC運營商會雇黑客利用軟件漏洞，植入程序后就能手動修改排放數據。

這些造假U盤，最低5000印度盧比就能買到，就連車況合格證明也能造假。”前德里運輸專員阿尼爾·奇卡拉（Anil Chhikara）直接揭露了監管的徹底失靈。

而公共交通的嚴重缺位，讓市民不得不依賴私家車。德里政府估計需要1.5萬輛公交車，可目前只有2789輛電動公交車，還缺乏足夠的充電站和停車場。3444輛壓縮天然氣（CNG）公交車，也將在2030年前因超齡逐步淘汰。

工業污染則是“表面光鮮，內里污濁”。德里近1600家注冊工廠，看似都改用了清潔的管道天然氣（PNG）。

但德里邦工業和基礎設施發展公司的記錄顯示，約51837家非法工業單位，仍躲在“非合規”區域的地下室和后巷里違規運營。

從希夫·維哈爾（Shiv Vihar）的染色廠，到蒙達卡（Mundka）的電子廢品倉庫，這些單位公然使用柴油發電機，還隨意焚燒垃圾，成了隱形的污染源頭。

“每有一家企業改用PNG，就有兩家非法單位在焚燒垃圾。”

前聯邦環境秘書C·K·米什拉（C.K. Mishra）直言不諱。即便2024年成立了12人特別工作組，2025年5至6月也只查封了276家非法單位，執法力度杯水車薪。

建筑揚塵和垃圾焚燒，也在持續拖垮空氣質量。建筑揚塵占了德里PM10污染的35%至40%，這源于城市快速擴張中的舊區拆除與重建。

僅印度國家建筑建設公司（NBCC）的重建項目，就將新增1.5萬套公寓。德里發展局（Delhi Development Authority）及私人開發商的項目，也在合法范圍內不斷制造粉塵。

數據顯示，德里每天產生6000噸建筑廢料，僅能處理5000噸，剩余1000噸隨意堆放；11332噸生活垃圾僅處理8213噸，其余都被運往加濟布爾（Ghazipur，67米高）、巴爾瓦（Bhalswa，62米高）等“垃圾山”焚燒，釋放出大量甲烷和煤煙。

更關鍵的是，德里僅有52臺機械清掃車，居民區的人工清掃反而會把粉塵重新揚起，形成惡性循環。

每年冬天，來自旁遮普邦（Punjab）和哈里亞納邦（Haryana）的農田秸稈焚燒，還會給德里的污染“雪上加霜”。

政府聲稱2025年農田火災數量從2023年的54727起降至27720起，但阿育王大學（Ashoka University）2022年的研究指出，NASA衛星只在上午10點30分至下午2點30分監測，至少四分之一的夜間焚燒行為根本沒被記錄。

印度空間研究組織（ISRO）也證實，農民會把焚燒高峰推遲到下午5點，成功避開標準極地衛星（MODIS/VIIRS）的監測。

即便兩邦已通過中央補貼拿到20萬臺殘留物處理設備，但播種窗口期短、勞動力短缺、機械依賴柴油等問題，還是讓秸稈焚燒屢禁不止。

治理形同虛設，計劃永遠停在紙面上

德里從不缺治污計劃，缺的是把計劃落地的行動力。執行缺位、監管失靈、資金浪費，最終讓污染問題越拖越嚴重。

政策出臺和落地之間，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2025年10月23日，印度總理辦公室（PMO）召集了8個中央部委和5個邦的高級官員，舉行緊急評審會。

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首席秘書P·K·米什拉（P.K. Mishra）明確要求，更新七年前的排放清單、加強主要道路揚塵控制，還要整改“超齡”車輛、違規企業等問題。可這些要求，最終都只停留在紙面上。

12月6日，德里首席部長蕾哈·古普塔（Rekha Gupta）成立了11人組成的空氣污染治理專家小組，由退休聯邦環境秘書莉娜·南丹（Leena Nandan）擔任主席，核心任務是“提煉切實可行的科學解決方案”。但這樣的舉措，對早已習慣“空頭承諾”的德里市民來說，并沒有帶來多少希望。

監管體系的軟弱無力，更是讓治理淪為空談。德里環境部長曼金德·辛格·西爾薩（Manjinder Singh Sirsa）聲稱，有1800名官員監督工地合規。

可非營利組織“有毒物質鏈接”（Toxics Link）的拉維·阿加瓦爾（Ravi Agarwal）直言，“監管太薄弱，持續的建設活動根本不受限制”。

作為超監管機構的空氣質量管理委員會（CAQM），雖被賦予取代邦政府并處罰的權力，卻沒有實際執法權——既不能扣押違規車輛，也無法關閉城市邊緣未采用“之字形”堆疊方式的磚窯。

它制定的分級響應行動計劃（GRAP），完全依賴其他機構執行，活脫脫一只“無牙的老虎”。

數據監測的漏洞，還讓治理失去了準確依據。德里的40個空氣質量指數（AQI）監測站分布不均，東北部德里及蒙達卡-巴瓦納-納雷拉（Mundka-Bawana-Narela）工業帶，存在大面積“數據盲區”。

13個監測站因選址不當，導致數據失真。更有甚者，部分區域出現“灑水車專為傳感器作業”的人為造假現象，只為壓低監測數值。

資金使用效率低下，則徹底暴露了治理誠意的缺失。2019至2024年，德里在國家清潔空氣計劃（NCAP）下獲得4.269億印度盧比撥款，可最終只支出了1.394億盧比。

德里市政公司（MCD）的專項綠色資金使用率更慘：2023至2024財年不足15%，2024至2025財年甚至低于5%。而且大部分資金，都只用在道路灑水、機械清掃等表面工作上，根本沒觸及污染根源。

更讓人詬病的是“作秀式治理”：霧霾塔（Smog towers）僅能在100米范圍內減少12%至13%的污染；與印度理工學院坎普爾分校（IIT Kanpur）合作的人工增雨，因濕度不足三次失敗；單雙號限行政策只帶來短暫緩解，還被西爾薩（Sirsa）指責為“凱杰里瓦爾（Kejriwal）花費2億印度盧比的廣告噱頭”。

北京經驗在前，德里該如何破局？

當德里深陷污染泥潭時，北京的治霾歷程提供了鮮明的參考。2013年1月，北京曾遭遇PM2.5濃度高達886的“空氣末日”。

但中國自2014年發起“污染防治攻堅戰”，將官僚機構的激勵機制與環境審計掛鉤，未達成目標者面臨免職。

通過關停燃煤電廠、減少95%以上煤炭消費量、實施全球最嚴格的車輛配額制度、將地鐵網絡擴容至27條等“科學、精準、法治化”的舉措。

截至2023年，北京PM2.5濃度下降64%以上，重污染天數從58天銳減至寥寥幾天，用鐵腕治理實現了空氣質量的根本性改善。

反觀德里，政策制定者以“措施過于嚴厲”為由拒絕借鑒這類經驗，轉而依賴低效的技術手段，刻意回避污染背后的制度性問題。

聯邦制下的跨邦推諉、官僚體系缺乏問責機制、政治利益優先于民生需求，共同導致治理陷入僵局。

正如C·K·米什拉（C.K. Mishra）所言：“從未有官僚因未執行污染治理標準而受到懲罰，也沒有人會以清潔空氣為口號競選或爭取選票。”

而普通市民對變革的抵制也不容忽視——“沒人愿意放棄開車，也沒人愿意停止房屋重建”。

這場關乎呼吸權的戰爭，需要政府、企業與個人的共同犧牲，可德里目前顯然尚未做好準備。

破解困局，德里亟需從“紙面計劃”轉向“落地行動”。專家們提出的諸多方案，都是經過實踐檢驗的有效路徑：設立基于科學的低排放區、用遙感監測設備替代造假的PUC認證、部署密集傳感器消除數據盲區、將秸稈焚燒補貼從設備采購轉向農民現金支持。

更重要的是，要強化空氣質量管理委員會（CAQM）的執法權，建立官僚問責機制，推動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與德里的跨邦協同治理。

同時，把18000個電動汽車充電站、垃圾填埋場生物采礦等承諾真正落地，而不是停留在宣傳層面。

呼吸，不該是奢侈品

印度門的抗議標語“呼吸正在殺死我”，道出了德里市民最深的生存焦慮。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全球近30%的空氣污染相關死亡發生在印度，德里居民的人均預期壽命，已因污染縮短5至10年。

2025年，德里“良好”天數（AQI低于200）雖從2016年的110天增至200天，但11月6日起連續23天AQI超300的現實，還是暴露了治理的表面化。

霧霾是一面鏡子，照出的不僅是灰色天空，更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對民生的漠視與治理能力的短板。

從印度門的抗議到首席大法官的氣喘吁吁，德里的“空氣末日”已不是單純的環境問題，而是關乎生存權的社會危機。

破解這一危機，需要的不是更多空洞的承諾或低效的技術噱頭，而是打破利益藩籬的勇氣、嚴格執法的決心與全民參與的共識。

當德里市民不再需要通過抗議爭取呼吸權時，這座城市才算真正走出“空氣末日”的陰霾。畢竟，清潔空氣從來都不該是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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