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出租車司機的演員，當了導演

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的最后，鏡頭拉回了昔日的少年時光。按照本來的設計，這一幕并不是出現在劇終的位置，但后來它被改成了結尾，作為一種撫慰或者祝愿。“我覺得當下需要這么一場戲，我希望能給大家某些力量?！?a target="_blank" >董子健說。

這是董子健的導演首作，從籌備到上映，橫跨了七年之久。對他而言，這七年像是悠長又短暫的一場夢，連接了青春的回憶與想象，也貫穿了從20歲邁向30歲的成長。他曾沉浸在那個夢境的世界里，迷戀著與其中的美好和悲傷相遇，如今夢醒了，他想睜開眼來，往前看。

“終于要跟它告別了，也該好好告個別了。我也需要相信明天會更好，然后重新思考未來的日子?！彼麑Α吨袊侣勚芸氛f。

他想不起來總共寫過了多少稿劇本。太多次的調整，除去原著的底子，每一次修改都近乎翻天覆地，“因為有些東西需要沉淀，需要不斷理解，需要反復嘗試”。甚至最早的故事雛形是一個趨向類型化的框架，由商業的角度出發，這無疑是明智的選擇，但在他的思路中，卻從來沒有進入考量的范疇——“我更多地想的只是如何更忠于自己的想法和感覺”。

唯一確定的是，從第一版大綱開始，他就想好了要設置一條全新的線索，把小說中沒有全然鋪陳的成年部分徹底展開。在他看來，這是跟過往重逢的真正意義所在：所謂回望絕非純粹地撿拾記憶，而應該指向于自我的和解與尋獲，否則懷念就只是一個陷阱，反而可能成為困住人生的枷鎖。

“我們每個人在生活的過程中都有遺憾、愧疚和傷痛，那些東西永遠無法改變。但是你必須想起它們，你要帶著所有記憶繼續上路，它們有可能成為你的經驗，有可能成為你的力量?！彼麑Α吨袊侣勚芸氛f，“至少，這是我在30歲的當口對于成長的理解。”

在外界眼中，被動可以是任何演員的困境，唯獨不會成為董子健的煩惱，畢竟他擁有旁人無可企及的條件。然而，聚光燈下的行業固然講人情、看面子，背后卻還有著一套更實際更堅硬的商業邏輯在運行和支配。“不管大家怎么理解，很多事情其實都是我無法左右的。”他說。

董子健并不回避自己的出身，他感謝家庭給予的助力。但剛出道的那幾年，這亦是他的負擔。從前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便傾訴過其中的苦悶，當與生俱來的親緣被當作如影隨形的標簽，所謂優勢也就轉換為劣勢。一切都被遮蔽了。

事實上，家人根本沒有想過讓董子健踏入演藝圈?！案改缚赡懿幌Ｍ易咚麄冏哌^的路，他們希望我有屬于自己的發展，而不是在他們的某種成果下去展開自己的人生。”只是命運使然，一次健身房里的偶遇，讓19歲的他成了電影《青春派》的主演。在那之后，他迷戀上了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