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乾隆甘州府志》的明清以來甘州城區街道名稱演變與文化保護研究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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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甘州城是1986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二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作為一個擁有豐富歷史文化遺產的地區，其老城區承載著悠久的歷史記憶和獨特的地域文化。然而，目前在老城區內，許多歷史文化元素缺乏有效的展示和標識，該文以明清以來甘州城區街道名稱變更為切入點，以《乾隆甘州府志》為核心文獻，結合文獻研究、田野調查與實地訪談方法，系統梳理街道名稱的歷史演變軌跡，深入挖掘名稱變更背后的行政建制、商貿活動、民族融合及宗教文化等信息。研究顯示，甘州城區街道名稱演變呈現“軍事導向—行政強化—商貿融合—現代轉型”的脈絡，明清時期受衛所制、府縣制影響顯著，多關聯軍事設施與行政機構；近現代則隨行政區劃調整與文旅發展，經歷整合更名與歷史名稱復用。研究成果補充了甘州地方文化史料，為地域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旅游資源開發及城市文化認同感構建提供理論依據與實踐參考。

關鍵詞：甘州城區；街道名稱變更；《乾隆甘州府志》；地域文化遺產；歷史演變；集體記憶

在文化與旅游深度融合發展的背景下，歷史文化古城具有賡續地域文脈的歷史價值，以及承載集體記憶和強化身份認同的社會價值。同時，古城中縱橫的街道、古建筑等要素或多或少地映射著古城的歷史文化及傳承。張掖，古稱甘州，是河西走廊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自古以來便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區域。這里不僅有著“塞上江南”“金張掖”的美譽，還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和獨特的自然景觀。從漢唐時期的軍事要塞到明清時期的商業重鎮，甘州一直是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重要舞臺。明清時期，甘州城交通發達、商業繁榮，手工業（造紙、紡織、皮革、建材）及食品、農副產品加工等有很大的發展前景。明代，甘州府城有新舊城之別，城門（東西南北）四個，廓門六個，都有重闉。角樓四個，巡捕四面各六個。城廓只有三面，無西廊。城門前有護城河，河面架有石孔拱橋。城內房屋鱗次櫛比，街道以鐘鼓樓為中心，向東西南北延伸出四條大街。而甘州城區的街道作為城市運作的載體，不僅是確認城內事物方位的標識，更是對甘州故事的生動講述。不同的街道被賦予不同的名稱，不同的名稱承載著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內涵、社會文化的演變、城市發展的脈絡和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以往對街道命名的研究多側重歷史城區街道的古建筑群落原真性的保護、街道景觀設計、街區景點對游客感知、城市新形象、街道文化元素挖掘和街區特色美食體驗等代表性成果。形象是旅游區的生命，也是形成競爭優勢最有力的工具。李麗認為就目前而言，張掖作為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市新形象的塑造是核心旅游競爭能力。地域文化是一個地區特有的文化現象，其類型多樣、內涵深刻，是一個地區文化的集中體現。而城市街道景觀作為一個開放空間，代表了城市的整體形象，能展現城市文化屬性。任皎及鐘曙認為，目前仍然缺少城市街道景觀設計，未夠充分引起市民情感共鳴、增添城市街道特色、建設地域特色街道景觀文化。游客感知是歷史文化街區旅游開發評價的重要因素。李欣、黃弘禮、肖洪未認為，目前我國歷史文化街區旅游開發過程中往往忽略了對其原真性、完整性的保護，導致歷史文化街區多存在修繕維護不當、同質化及商業化嚴重等問題。歷史性城市景觀（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簡稱HUL）已成為指導國內外城市歷史文化保護的重要理論和方法。張若曦、吳灈杭、張錦鑫、韋驊耕認為，歷史性城市景觀以整體性與動態性保護為核心理念，拓展了對保護對象的層積性與關聯性認識，突出了對保護方法的延續性與公眾性要求，但缺少對于街道名稱背后蘊含的歷史文化內涵和歷史文化街區的傳承與保護探究。據此，需要審視并探索這一領域的研究，通過深入挖掘《乾隆甘州府志》中的城區街道名稱信息，尤其是明清以來甘州城區街道名稱變更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內涵，全面深入地分析街道命名的歷史沿革。本文結合文獻研究、實地考察，追溯甘州街道名稱的源起和演變及發展現狀的研究，挖掘街道名稱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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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來甘州城區街道名稱演變概況

《乾隆甘州府志》是一部詳細記載甘州府（今甘肅省張掖市一帶）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的綜合性地方志書。為了系統地記錄和保存甘州府的歷史文化信息，歷代地方官員和學者多次編纂地方志，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雖然沒有詳細列出每條街道的具體信息，但通過對城市布局、公共建筑、商業活動、交通網絡和歷史文化遺跡的記載，可以大致了解甘州府的街道信息，也為人們了解古代甘州府的各方面風貌提供了豐富的信息。

明清時期，甘州府城以獨特的地理形勢、美麗的自然風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絢麗多彩的名勝古跡打開知名度并逐漸興盛。明清時期，甘州府城以獨特的地理形勢、美麗的自然風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絢麗多彩的名勝古跡打開知名度并逐漸興盛。甘州府城城內以鐘鼓樓為中心，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呈十字形對稱分布，貫通全城，形成規整的街區布局，體現了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中正有序”的理念。方塊內皆是商店所在地。城市及街道整體規劃依照棋盤形的藍圖而建造，主要街巷分布被稱為“四大街八小巷”。

甘州地區在歷史上經歷了多次行政區劃的調整。西魏廢帝三年（554年），改西涼州為甘州。此后，甘州的建制多次變更，隋、唐、宋、元等各朝代均有不同的行政設置。至元元年（1264年），元朝在甘州地區設置甘肅路總管府。明代，甘州先后設有甘肅衛、甘州三衛、甘州前衛、甘州后衛等建制。清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設立甘州府，直至1913年廢止。20世紀以來，甘州區劃繼續調整。1953年，甘州地區開始實行鄉、公社等基層行政單位。2002年，張掖地區撤地設市，原縣級張掖市改為甘州區。

隨著甘州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功能的完善，街道名稱的變更成為城市發展的必然需求。明清時期，甘州作為重要的軍事和行政中心，城市建設不斷推進，街道數量增加，名稱也逐漸規范化。20世紀以來，甘州區的街道名稱經歷了多次調整。例如，2001年，原城關鎮的青年街、勞動街、南街等街道整合重組為南街街道。2002年，張掖市南街街道更名為甘州區南街街道。

近年來，張掖按照城市建設規劃，決心把張掖建成一座既是文物名城又是旅游勝地的園林城市，城區街道建設以城市建設規劃為藍圖，以文物遺跡遺址保護為重點，以張掖歷史文化和集體記憶脈絡為基礎，打造歷史文化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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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城區街道名稱演變的研究價值

2.1 助推旅游文化

甘州城區的街道名稱承載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許多街道名稱源自古代地名、歷史事件或文化典故。例如，甘州區的“西來寺巷”因西來寺而得名，西來寺是甘州地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這些街道名稱不僅承載著甘州的歷史文化脈絡，也為文旅開發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乾隆甘州府志》中記載的甘州歷史事件和文化遺跡，為街道的命名提供了依據。例如，甘州區的“飲馬橋”與清代康熙年間張掖籍總兵高孟有關；“縣府街”曾是縣府所在地或與縣府相關事務集中的街道，縣府是古代地方行政機構的重要場所，縣府街的命名由此而來。這些名稱背后的歷史故事，為游客提供了深入了解甘州文化的窗口。

2.2 增強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

甘州城區街道名稱的變更與當地居民的集體記憶密切相關，街道名稱作為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居民的情感和記憶。例如，甘州區的“南街街道”名稱多次變更，反映了甘州區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行政區劃調整。從城關鎮到街道的轉變，體現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管理的精細化。街道名稱的變更和社區的合并與調整，見證了甘州區從傳統城鎮向現代化城市的轉變。這些名稱的變更不僅是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是當地居民集體記憶的體現。從文旅角度來看，街道名稱的變更有助于增強游客對甘州文化的認同感。通過參觀具有歷史文化內涵的街道，游客能夠更好地理解甘州的歷史變遷和文化特色，從而形成對甘州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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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3.1 文獻研究

在文獻分析階段，筆者重點對比了歷史檔案、古籍文獻、地方志年鑒資料和現代旅游宣傳材料，特別關注街道名稱與歷史事件、人物、地理特征的關聯。自明朝以來，甘州城區的街道名稱經歷多次變更，折射出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例如，東街的名稱源于明代的東城門，象征著昔日城防功能的衰退和市民生活的日益豐富；而南街的變更則與新興商貿中心的形成相關，體現了經濟動向的變化。

通過甘肅省、張掖市地方政府官網及甘州區街道社區官網、地方志文獻研究等，筆者對街道命名及變更信息數據收集歸納和整理，發現街道相關信息323條，其中主要街道更名信息110條，新增街道名稱信息28條，保留街道原名稱信息16條（見表1）。

3.2 實地訪談

3.2.1 訪談對象

為探究甘州城區街道名稱的變更對街道歷史文化的發展和對當地居民的影響，筆者重點走訪了街道社區、商鋪及飯店，完成24人的深度訪談，受訪者包括社區居民6家、商鋪11家及附近飯店7家。

3.2.2 訪談方法

本訪談采用半結構化的形式，通過與受訪者一對一的交流，在征得受訪者同意后以錄音和文字記錄的方式獲取有效信息，進而提取、整理訪談中的關鍵詞句。訪談時間大致為4—8min，訪談前列出訪談大綱，并與被訪談者做好溝通。訪談過程中按照訪談內容（包括受訪者的基本信息、街道名稱變更的認知程度、街道歷史文化的認同及當前商業運營現狀等）進行提問，并給予訪談者一定的思考時間，之后對訪談者的回答進行適當的追問。訪談提綱中的問題設計如下：

（1）您是否清楚街道名稱的含義和來源？

（2）您對這條街道承載了哪些本地文化內涵是否了解？

（3）您在哪些方面會關注與街道相關的傳統文化？

（4）您是否愿意參與街道文化的傳承和保護活動？

（5）您認為所在街道的名稱與城市的商業街區布局是否有關聯？

（6）請談談街道形象、當前商業文化狀況、周邊競爭環境及未來發展潛力對您決策的影響？

通過訪談數據整理和分析發現，大部分受訪者對街道名稱變更的歷史理解程度較為淺顯，尤其是年輕受訪者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逐漸弱化。同時，從受訪者（商戶）角度看，認為“東大街”“西大街”等名稱，反映了當時城市的主要商業街區規劃布局，商戶在確定選址上也會考慮街道形象、街道的商業文化價值、競爭環境和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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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城區街道名稱的歷史演變詳情

4.1 行政建制與街道名稱的關聯

4.1.1 軍事衛所制的影響

《乾隆甘州府志》記載，明代甘州是陜西行都司及甘肅鎮的治所，軍事地位顯著。洪武年間設甘肅衛，后分置甘州左、右、中、前、后五衛，這些衛所的名稱直接影響了城區街道的命名。例如，“王府街”（今縣府街）因明代肅莊王朱楧的府邸得名，其王府全址在今西大街之南、青年西街之北，縣府南街之西，勞動南街之東。“副府什街”（今）是明代副總兵府所在地。“大衙門街”（今）是清代甘肅提督署所在地。“縣府南街”（今南關社區）則與張掖營房建設和街巷分布所有關。總督巷是現在的郵電大樓后面的一條巷子，原遺址向南通到西大街，向東通到北大街。街巷命名的古今對比，反映了軍事化管理對城市格局的塑造。

4.1.2 府縣制改革與地名延續

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衛所制為府縣制，設甘州府，下轄張掖縣、山丹縣、高臺縣等。原衛所名稱逐漸被行政地名取代，如“甘州左衛”并入張掖縣，城區主干道多以“張掖”“甘州”命名，如“甘州大街”“張掖門街”，既延續歷史記憶，又強化行政中心地位。

4.2 商貿與民族融合的印記

4.2.1 絲路貿易的遺存

甘州是古代內地通往西域“絲綢之路”上的著名城市，是中西貿易、文化交流、商賈云集的重鎮。甘州城內，城區街道名稱及分布反映了歷史上街道與商貿功能緊密相連。《乾隆甘州府志》記載：正東街（今東大街）在清代，自城中鎮遠樓直東城門，為米糧市、炭市、柴市；正北街（今北大街）在清代，自城中鎮遠樓直東城門，為油市、蔴渣市、葦席市、騾馬市、木廠。在新中國成立前多有牛馬駱駝車鋪、瓜果鋪、蔬菜鋪、土特產品鋪。鎮遠樓（今鐘鼓樓）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是河西走廊現存規模最大的鼓樓建筑。清代時，該樓位于城正中，通逵四達，作為城市中心地標，其附近的“鼓樓市街”（后演變為隴西路）成為商貿與文化活動的核心區域。遠在公元609年，隋煬帝親自籌備“萬國博覽會”，這是第一次國際交易會，會址就在巍巍祁連山下的張掖古城。貿易會上中國將自己的造紙術、煉鐵術、雕版印刷術、先進的農耕技術和張掖特色美食等進行展列和交易，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文化的繁榮與發展。

4.2.2 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體現

甘州歷經回鶻、西夏、蒙古等政權統治，街道名稱中融合了多語言元素。例如，“甘州回鶻牙帳”遺址附近的“回紇巷”，以及西夏時期設立的“甘肅監軍司”駐地演變為“監軍街”，均體現了民族政權對地名的影響。

4.3 自然地理與人文景觀的映射

4.3.1 山水地標命名

甘州因甘浚山、甘泉得名，城區街道亦多依山水命名。例如，“黑河街”因毗鄰黑河（今張掖黑河濕地）得名，“甘泉巷”則源于城內甘冽泉水，此類名稱既標注地理特征，又蘊含“甘美之地”的文化寓意。

4.3.2 宗教與建筑景觀的標識

明清時期甘州佛教興盛，大佛寺、木塔寺等宗教建筑周邊形成了“佛寺街”“地藏寺街”“二郎廟街”“馬山廟街”“西來寺巷”。“地藏街”（今勞動街轄區），原有一座地藏寺，供奉地藏菩薩；“佛寺街”（今大佛寺巷），因巷內有古剎大佛而得名，寺內臥佛殿和臥佛是西夏歷史文物，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4.4 清代至民國的名稱演變

4.4.1 行政調整與功能分區

清代甘州府下設分縣、分府，如東樂分縣、撫彝廳，城區街道名稱隨之細化。例如：“東樂街”因分縣駐地得名；“撫彝巷”則對應撫彝廳的管轄職能，體現了行政層級的分化。

4.4.2 近代化與名稱更替

民國初年，部分街道名稱被賦予近代政治色彩，如“共和路”“中山街”，但傳統名稱如“甘州巷”“王府街”仍被沿用，形成新舊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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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城區街道名稱文化保護現狀

甘州城區街道名稱的演變與不同歷史時期的行政建制、經濟形態、社會文化深度綁定，呈現出“軍事導向—行政強化—商貿融合—現代轉型”的清晰脈絡，甘州城區街道名稱的每一次變化，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文化取向、城市功能的空間投射，其核心體現為“權力、經濟、文化”三大維度的建構，街道名稱始終是行政權力塑造城市空間的重要工具，同步記錄甘州經濟形態的演變，是城市功能現代化的直接映射。當前，隨著歷史文化保護意識的提升，多地已逐步開展街道信息相關工作，但在城市化快速發展背景下，仍面臨系統性缺失與傳承乏力等突出問題。下文結合實地情況，系統梳理其現狀與不足。

5.1 街道文獻整理方興未艾

關于甘州城區街道的記載散見于各類文獻中，如鐘賡起《乾隆甘州府志》、朱喬正《甘州區文史》、方步和《張掖市志》等，逐漸對街道研究重視起來，但資料多以圖片、影印、文字信息為主，尚未形成可共享的數字資源庫，制約了其保護效率。

5.2 物理載體的自然損耗

甘州區街道是歷史文化遺跡、遺址的重要集散地，街道干預對遺跡、遺址的保護基本上保留了明清時期的街道基本格局。但在新中國成立后，因城區規劃建設的需要，將原有的街道遺跡、遺址拆毀。《乾隆甘州府志》記載：甘州古城墻始建于唐代，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再次擴建，城周長12余里，高2.2丈，四垣開門，四角建角樓，三面設城郭。明萬歷二年（1574年）以磚包城。新中國成立后至今，隨著城市的擴建，城垣逐漸被拆毀。保護資源分配不均，部分街道及街道信息面臨“人為破壞+自然消亡”的雙重威脅。

5.3 文化內涵的“活態”流失

老城原有的社會功能（如傳統商貿、手工藝作坊、民俗活動空間）隨城市現代化進程逐漸消逝，現存遺跡多為“靜態展示”，缺乏與生活場景的聯動，導致其承載的市井文化、民俗記憶等“活態”內涵逐漸被遺忘。

5.4 傳承主體的缺失

熟悉本地街巷歷史、民俗、文化的長者等搬遷、離世，口述歷史、家族記憶、非遺手藝等因時間推移，記憶模糊。年輕人對街道名稱的歷史內涵缺乏了解，失去傳承載體，街道名稱淪為單純的空間標識。這種認知缺失導致保護缺乏廣泛的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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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城區街道名稱文化保護對策

6.1 文獻專項整理，

建立文獻數據庫

甘州的歷史文獻豐富，但甘州街道的相關文獻較為零散，此前尚未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在文旅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街道依托歷史文化遺址、遺跡形成歷史文化街區，發展迅速且受眾居多。對于已有的文獻、圖片、模型、視頻等資料進行收集與研究，對于歷史遺址、遺跡、碑刻描述的史志典章、詩賦、繪畫、游記等進行全面搜集和整理。以甘州街道鎮遠樓為中心，對各個街道的文獻資料進行校勘、標點、注釋，梳理和補充其中的缺漏，同時建立可供檢索的文獻數據庫。

6.2 開展考古調查，

保護性發掘歷史文化街區

《乾隆甘州府志》記載：甘州府城內街巷絕大多數呈正東正西、正南正北走向，橫豎筆直，構成了十分方正、左右對稱的城市格局。又以南北走向、東西走向的四條大街為中軸，形成左右對稱的鱗次櫛比的商店鋪面，并以“井”字形的交通道，將街巷切割成大小巷基本相同的九個方塊（見圖1）。

現甘州街道（原張掖古城街巷）名稱自明清至新中國成立前后產生多次變更，其街巷歷史文化街區的功能及定位也隨之發生改變。新中國成立后，設城關區（1964年改為城關鎮），1989年起開始設立街道辦事處，四大街等街道的規劃與發展由各個街道管轄，形成科學、合理、有效的保護與開發。東街街道，東起東環路，西至南大街，南起南二環路，北至東大街。南街街道，東至南大街水泥廠路，南至南二環，西至西二環，北至西大街延伸段。西街街道，東至北大街、張靖公路以西，南至西大街以北，西與新墩鎮接壤。北街街道，南接東大街，西靠北大街，東北部連接張掖工業園區（見圖2）。

6.3 科技賦能，多角度

對地名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創新

“文化”成為數字經濟時代歷史文化街區的核心要素和魅力所在，保持街區發展活力與特色的關鍵內容。通過梳理街道名稱的演變史，深入挖掘老城街道歷史文化沿革，在甘州老城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的基礎上，整合歷史文化街區的歷史文化資源，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設計，既有現代氣息又不失歷史文化底蘊；既有利于歷史文化街區景觀、遺址、遺跡的保護，也有助于吸引本地居民、外地游客參觀游覽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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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對街道名稱變更的探索研究顯示，《乾隆甘州府志》中記錄的街道名稱變更是地方文化與旅游發展的動態體現，反映了甘州歷史發展動態過程，為理解甘州悠久的文化傳統及其現代轉型提供新的視角，既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旅游吸引力，也為講好張掖故事添入濃墨重彩的一筆。結合旅游規劃和開發，為提升甘州城區的文化旅游價值提供了重要參考。

作者：王珍妮 李麗 王丹妮

來源：《文化創新比較研究》2025年34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宋柄燃

校對：汪鴻琴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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