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虎城之妻1947年謝葆真絕食，獄卒扒她褲子，只為防她死得太體面

1938年的意大利熱那亞港，海風里帶著咸腥味。碼頭上的起重機轟隆隆響，一艘遠洋客輪剛靠岸，甲板上的人群還在忙著搬運行李。謝葆真站在人群里，手里牽著孩子，眼睛死死盯著出口。她不是來旅游的，是千里迢迢來找丈夫楊虎城的。

這一年，楊虎城被蔣介石以“出國考察”為名變相流放，名義上是考察歐洲軍事，實則被剝奪兵權、驅逐出境。謝葆真在西安坐不住，把孩子托付給親戚后，孤身追至歐洲，她天真地以為，只要人到了，就能把丈夫帶回去，哪怕只是一家人相守在一起也好。

那時的謝葆真，還不是后來被關在黑牢里八年的枯槁女囚。她本是個風風火火的革命女性，干革命從不是坐在辦公室里品茶，而是往槍林彈雨的前線沖。北伐戰爭時期，她貼標語、發傳單，在炮火聲中組織群眾集會，用聲音喚醒國人的斗志。她與楊虎城的婚姻，無關媒妁之言，是在戰場上拼出來的生死情誼——一個帶兵沖鋒陷陣，一個深耕宣傳動員，槍口始終對準同一個敵人，初心始終系著同一個家國。

可熱那亞的海風，終究沒能溫柔以待。船剛靠岸，謝葆真還沒找到楊虎城的住處，一群身著黑制服的國民黨特務便蜂擁而上。沒有逮捕證，沒有審判程序，特務們直接將她和孩子扣下，強行奪走孩子后不知所蹤，只把謝葆真塞進一輛密不透風的汽車。

從這一刻起，她的人生被生生劈成兩半。前半生是戰火中振臂高呼的宣傳隊隊長，后半生是暗無天日里堅守氣節的囚徒。車子駛離港口時，她回頭望了一眼那片大海，那是她此生最后一次看見遼闊天光，往后八年，眼底只剩高墻、電網，以及特務們冰冷得沒有一絲溫度的臉。

回國的船，成了押送犯人的囚船。她被蒙著眼、戴著手銬，一路顛簸輾轉，從南昌到武漢，最終被押至重慶。這一路上，她始終沉默不語——不是無話可說，而是深知對豺狼講道理徒勞無益。面對特務“楊虎城是不是共產黨”“西安事變是不是共產黨策劃”的逼問，她只擲地有聲地回三個字：不知道。

這不是裝傻充愣，是刻在骨子里的硬氣。即便特務把孩子的照片摔在她臉上，威脅要對孩子下毒手，她也始終牙關緊咬、不肯松口。她心里清楚，一旦認下這些栽贓，不僅是出賣同志，更是給楊虎城潑上洗不清的污水，她絕不能讓畢生信仰和夫妻情義，毀在特務的威逼利誘里。

1939年，謝葆真被關進了貴州息烽集中營。這地方山高林密、常年霧氣彌漫，連飛鳥都難以掙脫牢籠，是軍統專門關押“政治犯”的人間地獄，被特務們稱作“大學”——能進這里的，要么是共產黨的骨干力量，要么是國民黨內部的正義之士。

她被關進一間不足幾平米的石牢，墻壁滲著潮氣，地上長滿青苔，僅有一張破草席和一個便桶相伴。每日的飯食更是難以下咽，糙米飯里混著沙子谷殼，所謂的菜，不過是一碗飄著死蟲子的爛菜葉湯。在這里，她的名字被抹去，只剩一個冰冷的編號，特務叫她“老號”，獄友們則敬稱她“那個不要命的女人”。

息烽的兩年，是謝葆真身體垮掉的開端。這里的刑罰不止老虎凳、辣椒水這類肉體折磨，更多的是誅心的精神摧殘——不讓她睡覺，剛閉眼就用強光手電照射；將她吊在房梁上，僅讓腳尖勉強著地，在極限疲憊中消磨意志。絕食，成了她唯一能掌控的反抗武器：你不讓我有尊嚴，我便絕食抗議；你對我施以暴行，我便以生命為刃反擊。

第一次絕食持續了七天，特務們慌了神，怕她死在牢里無法向上級交代，便將她拖到醫務室強行灌食。一根粗橡膠管從鼻腔插入胃部，稀粥被粗暴灌入，來不及吞咽的粥液從口鼻噴涌而出，嗆得她幾乎窒息。她被灌得昏死過去，醒來后面對特務的質問，只是緩緩轉過頭，用沉默宣告：只要還有一口氣，反抗就不會停止。

在息烽，她還干過一件驚世駭俗的事——唱《國際歌》。這在集中營里是滅頂之罪，一旦被發現便會遭毒打。一次放風時，她突然低聲哼起“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身旁獄友嚇得臉色慘白，急忙張望看守的蹤跡?？词芈劼暃_來，用警棍狠狠砸向她的頭部，鮮血順著額頭流下，糊住了雙眼，她卻始終沒有求饒，只是用冰冷的眼神盯著施暴者，直至被拖進禁閉室。

禁閉室是更恐怖的深淵，四平米的空間四面軟包，無窗無光，徹底隔絕了時間與外界的痕跡。她在黑暗中摸索著，用指甲在墻上劃道道記日子，一道是一天，三十道便是一個月。黑暗里，她一遍遍默念：楊虎城在哪？孩子長高了嗎？前線的仗打贏了嗎？這些念想，成了支撐她不瘋魔的微光。

1941年，抗戰局勢吃緊，息烽集中營開始轉移，謝葆真被押往貴陽白龍洞。這里原是和尚修行的山洞，被改成監獄后更顯陰毒，洞內常年滴水，地面滿是泥坑，空氣里彌漫著霉味與屎尿味，讓人窒息。

在這里，長期的營養不良與折磨徹底壓垮了她，她瘦得脫了相，頭發大把脫落，牙齒松動，還染上了咳血的頑疾，從最初的痰中帶血，漸漸發展成大口咳血。獄醫來看過，只隨意開了點止血藥，特務們更是漠不關心，只要她不死在自己手上，便聽之任之。

絕望之中，謝葆真做出了吞金的決定。那枚金戒指是1928年與楊虎城結婚時的定情信物，是她身上僅有的值錢東西，也是她對愛情與信仰最后的寄托。她趁人不備將戒指藏進嘴里，硬生生咽了下去。

金子的重量墜得胃部劇痛，尖銳的邊角劃破胃黏膜，腹痛如刀絞，她疼得在草席上翻滾，冷汗浸透衣衫，卻始終一聲不吭——她想以這種方式結束痛苦，用自我了斷完成最后的反抗。

可特務還是發現了她的異常，將她送去搶救，洗胃后取出了那枚染血的戒指。這次自殺未遂，讓特務對她的看管愈發嚴密，重鐐加身，鐵鏈拖地的嘩啦聲，成了她此后日子里揮之不去的枷鎖。

在白龍洞的歲月里，她愈發沉默，昔日里靈動的眼神漸漸黯淡，唯有偶爾聽見洞外風聲或遠處鐘聲時，眼珠才會微動，沒人知道她在想什么，或許是想念孩子，或許是懷念往昔，可這些柔軟的念想，終究抵不過她骨子里的堅韌。

1943年，謝葆真被再次轉移，最終落腳于重慶楊家山監獄，離渣滓洞不遠。彼時的重慶作為戰時陪都，街頭車水馬龍、熱鬧非凡，可這份繁華與她隔著萬重高墻。此時的她，體重只剩七十多斤，皮膚緊緊裹著骨頭，眼窩深陷，唯有那雙眼睛，依舊亮得嚇人——那不是生機，是絕境中不肯彎折的執拗。

審訊從未停止，特務換了一批又一批，手段也升級為心理摧殘。他們將她帶到審訊室，桌上擺滿燒雞、紅燒肉、白米飯，誘惑她說：“只要簽了字，承認你和楊虎城通共，這些都是你的，還能讓你和孩子團聚，給你安排好工作?！?/p>

八年未吃過一頓飽飯的謝葆真，肚子餓得咕咕叫，卻只是咽了咽唾沫，毅然轉過頭去。特務將紙筆塞到她手里，她一把奪過鋼筆扔在地上，用腳狠狠踩碎筆桿，用行動拒絕所有妥協。

惱羞成怒的特務將她關進“水牢”，齊腰深的冷水里，她只能站立著，不能坐、不能躺，一站就是一整天。雙腿腫得像發面饅頭，腳底板潰爛流膿，她卻像一棵枯樹般扎根在水里，不肯倒下。

1945年抗戰勝利，外面鞭炮齊鳴、舉國歡慶，監獄里卻死寂無聲。特務們怕她得知消息后煽動獄友，將窗戶釘死、門縫堵死，她至死都不知道，那場她盼了許久的勝利，早已降臨。那一年，她開始數墻縫里的螞蟻，一只、兩只……數到幾百只，便當作熬過了一天，這是她對抗絕望、防止自己瘋魔的唯一辦法。

1946年，國共和談破裂，內戰爆發，謝葆真依舊被關押在楊家山監獄。幸運的是，這里離楊虎城的關押地不遠，兩人雖不能見面，卻摸索出了敲墻傳訊的方式——楊虎城用指甲或鐵片在墻上刮出聲響，謝葆真便用指甲回應；趁看守不注意時，還能通過墻縫遞過一張小紙條，上面“安否？”“勿念?！彼膫€字，成了彼此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可這份微弱的慰藉沒能持續太久，特務很快發現了秘密，用水泥封死墻縫，加派崗哨，揚言再敢敲墻就當場開槍。墻縫被封的那一刻，謝葆真徹底陷入絕望，她知道，這輩子或許再也見不到丈夫了。

1946年底，她開始了最后一次絕食——與以往的抗議不同，這次，她是求死。她不想再在這暗無天日的牢籠里茍活，不想成為特務拿捏的把柄，要用死亡，完成對黑暗最決絕的反抗。

她推開所有飯菜，連水都不喝。第一天，饑餓與心慌席卷全身，雙手不停顫抖；第二天，胃部灼燒般疼痛；第三天，脫水讓她嘴唇干裂出血。獄卒每日將飯菜放在門口勸說，她始終閉著眼，一言不發。第十天，她已無法下床，蜷縮在草席上，呼吸微弱如風中殘燭；第二十天，她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皮膚蠟黃如紙，眼睛卻依舊圓睜，死死盯著天花板；第二十二天，1947年2月8日，農歷除夕。

外面的鞭炮聲此起彼伏，將監獄的陰冷襯得愈發刺骨。幾個特務和獄醫推門而入，二話不說就按住了謝葆真——此時的她，早已沒有掙扎的力氣，像個破布娃娃般被捆在床上。緊接著，特務們當著她的面，扒掉了她的褲子。

這并非逼供，而是特務們冰冷的算計：他們深知謝葆真已油盡燈枯，與其等她自然死亡后走繁瑣的處理程序，不如主動結束她的生命，扒去衣物是為了方便火化，省去焚燒衣物的麻煩，更能徹底毀尸滅跡，讓她連死都留不下體面，往后對外只消謊稱“病亡”，便可死無對證。

獄醫手持注射器，將針頭狠狠扎進她的大腿，推注了混合高濃度鎮靜劑與致命成分的藥液。謝葆真身體抽搐了幾下，喉嚨里擠出一聲低沉的呻吟，便永遠失去了氣息。整個過程不足十分鐘，沒有激烈的反抗，只有特務們如同處理“麻煩”般的冷漠高效。

事后，特務們偽造現場，給她換上干凈衣服，將尸體擺成熟睡的姿勢拍照存檔，對外宣稱謝葆真“因長期營養不良，突發心臟病死亡”。照片上的她看似安詳，可見過尸體的人都知道，她的腿上還留著針孔，身上布滿傷痕，因吞金與絕食而干癟的肚子，藏著她一生的苦難與倔強。

楊虎城拿到那個匆匆釘成的木骨灰盒時，整個人都僵住了。特務輕描淡寫地告知他“你老婆病死了，燒好了給你”，這個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西北漢子，瞬間被抽走了所有力氣。

從那天起，他走到哪就把骨灰盒帶到哪，吃飯時抱著，睡覺時抱著，放風時也緊緊摟在懷里。他不說話、不流淚，只是一遍遍對著骨灰盒低語：“葆真，今天見了只鳥，像你以前養的那只”“葆真，孩子該長高了”“葆真，我快去找你了”。特務們覺得他瘋了，唯有楊虎城自己知道，那只木盒，是他在這世上僅存的溫暖。

1949年9月，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在戴公祠對楊虎城下了毒手，先用匕首刺殺，再潑上硫酸毀尸滅跡。楊虎城倒在血泊中時，懷里依舊緊緊抱著那個骨灰盒，鮮血浸透木盒一角，將夫妻二人的命運永遠綁定。后來解放軍進城清理現場，戰士們打開那個沾血的木盒，里面的白骨灰，訴說著一段被黑暗掩蓋的悲壯。

謝葆真的故事，本不該就此沉寂。八十年代，當年的獄醫與特務陸續站出來懺悔，在回憶錄與文史資料中，還原了那個除夕的真相：那支注射器里的藥液，是特意調配的致命劑量，目的就是讓她永遠閉嘴；而那枚被取出的金戒指，并未完全消失，火化后仍有一小塊殘留于骨灰中，被家人找到——那是她用生命守護的信仰，是留給這個世界最后的倔強。

謝葆真沒有像樣的墓碑，沒有傳世的榮譽，甚至沒能留下一張真實的照片。她的骨灰與楊虎城的遺骨一同葬在西安少陵原，如今這里已成公園，往來游客大多知曉楊虎城這位愛國將領，卻少有人知道，旁邊那座小小的墓碑下，埋著一個叫謝葆真的女人。

她的一生，未曾享過榮華富貴，未曾得到過世人稱頌，卻在八年黑暗牢獄里，用絕食、用歌聲、用生命，書寫了最動人的堅守。她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歌頌，只是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活成了自己的光——不低頭、不認輸，哪怕死，也要死得像自己。

風吹過少陵原的松柏，沙沙聲里，仿佛還能聽見那個瘦骨嶙峋的女人，在潮濕的山洞里低聲哼唱《國際歌》。那聲音微弱卻堅定，是她留給這個世界，最不朽的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