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史書的長卷,《史記》、《漢書》、《三國志》、《明史》的名字總讓人忍不住琢磨,同樣是記載歷史的典籍,為何后綴會有記、書、志、史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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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記”,司馬遷撰寫這部通史時,開創性地采用“紀傳體”體例,全書以帝王事跡為“本紀”,以諸侯勛貴為“世家”,以名臣賢達為“列傳”,又輔以“表”梳理世系,用“書”典章制度。
“記”字本義為記錄、記載,司馬遷以“太史公記”為名,既點明了自己太史公的身份,也凸顯了這部書“實錄”的核心特質,他打破了此前編年體按時間羅列事件的局限,以人物為綱編織歷史經緯,“記”字正是對這種創新書寫的精準概括,后世為了簡潔,便將其簡稱為《史記》。
班固修《漢書》,“書”的后綴則帶著鮮明的斷代史烙印,不同于《史記》貫通古今的視野,《漢書》專記西漢一朝史事,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書”在古文中常用來指代典籍、文獻,班固意在為漢朝立傳,用“書”為名,既契合了書中“十志”詳載典章制度的體例特點,也暗含著對本朝歷史的尊崇與規整。相較于《史記》的私家修史,《漢書》的編撰更具官方色彩,“書”字的莊重感,恰好匹配了這種正統修史的定位。
《三國志》的“志”,這離不開陳壽的著史背景,陳壽身處魏晉交替之際,當時官方尚未編撰完整的三國史,他私采魏、蜀、吳三方史料,整理成這部紀傳體國別史。“志”有記述、記錄之意,與“記”字義近,但更偏向于對史實的整理與輯錄。
《三國志》最初成書時,《魏書》《蜀書》《吳書》是各自獨立的,后世才將其合為一書,定名《三國志》。“志”字的選用,既體現了陳壽對三國鼎立這段分裂歷史的客觀記述,也暗含了對這段亂世史實的梳理與留存之意。
《明史》的“史”,這背后是官修史書制度的成熟,從唐朝開始,設立史館專修前朝歷史成為定制,《明史》便是清代官方組織編撰的“二十四史”收官之作。“史”字是對這類官修前朝史的統稱,代表著正統、權威的修史體系。
此前的記、書、志多帶有私家著述的靈活特質,而以“史”為名的典籍,往往是由朝廷組織大儒、史官合力編撰,體例嚴謹、考證詳實,旨在為前朝總結興亡得失,“史”字的定名,正是這種官方修史傳統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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