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重新認識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

踐行一種價值觀的最佳途徑，就是將這種價值觀融入民眾的生活方式之中。在這個方面，歷史上的儒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構建出自己宏大完備的觀念體系，而且特別重視“化民成俗”，鍛造了一種延續兩千多年的主流生活方式。

觀念體系和生活方式是傳統文化的兩種形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際上呈現為兩種形態，即作為理論形態的觀念體系和作為實踐形態的生活方式。以儒家為核心，包含道家、法家、墨家等的思想主張、理論觀點，與作為其物質載體的文本典籍，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觀念體系的主要部分。而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逐漸形成的禮儀規范、節日風俗、規矩習慣等，則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生活方式上真實鮮活的體現。王陽明詩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其弟子王艮則進一步說“百姓日用即道”，此處的“百姓日用”即屬于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踐形態的生活方式。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種不同形態，既相互關聯又有所區別。觀念體系中凝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本特質、核心價值和精神標識，如儒家的“仁”“義”“禮”“智”“信”，道家的“無為”“自然”，墨家的“尚賢”“尚同”“兼愛”，它們歷久彌新，為日常實踐提供深厚的理論資源和精神支撐，在時代變換中始終閃耀著人類的終極關懷和永恒價值。生活方式則是觀念體系在不同時代條件下的物質載體和表現形式，如“仁”觀念表現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為準則，“孝”觀念表現出的尊老愛幼、孝親敬長的倫理規范，“禮”觀念表現出的敬天法祖、慎終追遠的喪祭禮儀，“和”觀念表現出的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處世之道等。生活方式是促進觀念進步和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只有被生活實踐所理解和掌握了的觀念，才真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儒家觀念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主干，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和標志，就在于它將理論和實踐統一起來，將其觀念體系融入主流化的生活方式之中。儒家特別強調“教化”民眾，認為“善政不如善教”“德教為先”，朱熹的《朱子家訓》、王陽明的《南贛鄉約》就是這種教化實踐的典范。通過古代政府的大力倡導和儒學大家的身體力行，儒家學說被民眾耳濡目染，習以為常，形成了古代中國獨特的“倫理型生活方式”。基于此，儒家文化的生命活力及內涵才得以不斷豐富，不僅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流波余韻在當今社會建設中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充分認識文化實踐形態研究的重要性

儒家生活方式具有強大的文化慣性。中華文明之所以成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文明，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套價值觀念體系，更塑造了一種生生不息、千古一系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在文化傳承中具有穩定性、普遍性等特征，不因朝代更替而輕易改變。孔子所言“禮失而求諸野”，意在表明在文明遭受破壞時，可通過鄉野百姓的日常生活來實現文化的重建。“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中華文化的奧義就存在于人們日常生活的服飾、禮儀之中。即使“不識一個字”，也能“堂堂正正做個人”。中國古代識字率長期不足10%，民眾鮮有研讀《孝經》者，卻能通過尊敬、贍養父母來體悟和踐行孝文化；他們很少閱讀“三禮”，但借助鄉飲酒禮、婚喪嫁娶等儀式，在潛移默化中成為禮樂文化的傳承者；他們不了解所謂“義利之辨”，卻在日常生活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把“義”的精神發揚光大。因此，相較于觀念體系的“觀乎人文”，生活方式要達成的“化成天下”更接近文化的本質。

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以人天然的、內生于心的真情實感為基礎，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而具有貫通古今的穩定性和恒久價值。儒家強調德性倫理，推崇“君子”人格，追求一種其樂融融的家庭本位的生活方式，與西方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個性至上、強調規范倫理的個人本位生活方式迥然有別。儒家生活方式深深植根于人對親情的渴望。錢穆曾指出：“中國文化，全部都從家族觀念上筑起。”家庭作為儒家生活方式的紐帶，向下規范了個人的品格修養、道德學識，如孔子所言：“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向上則與國家盛衰、天下興亡聯系到一起，“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正是其家國情懷的體現。這種以倫理為核心、以情感為導向的生活方式，既與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相契合，也為現代性危機背景下個體所面臨的精神困境提供了解決方案，從而更好地促進人類文明的多元發展。

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與傳統文化研究的歸宿

一個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決定著人們的文明素養，也決定著社會的價值取向，對國家與社會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與作用。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研究，必須把關注點從文本典籍、思想譜系、學術脈絡中解放出來，轉向生活方式，將目標人群從學者、期刊編輯、評價機構等轉向廣大民眾。

長期以來，學界的精力集中在對經典文本的整理和探討上，偏重傳統文化的理論形態研究而對實踐形態的生活方式力有不逮。如湯一介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說，龐樸的“一分為三”論，張立文的“和合學”，蒙培元的“情感儒學”，牟鐘鑒的“新仁學構想”，陳來的“仁學本體論”，黃玉順的“生活儒學”等，都側重理論建構，沿著朱熹、王陽明等先賢往圣的哲學思想“接著講”。這雖然有利于增進學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但難以使其走向大眾，真正融入人們的生活之中。

近年來，隨著人類學、社會學和民俗學等學科的發展，田野調查、口頭詩學、跨文化研究等方法逐漸被應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中，無形中促進了對傳統文化實踐形態研究的開展。但此類研究大多以外來的概念理論為預設，注重功能－結構分析，缺乏對生活實踐背后文化價值的挖掘。研究者通常作為“他者”參與到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生活中，側重對其的觀察、記錄、解釋，在推進民眾主流生活方式的建設方面則顯得力不從心。因此，開展一種旨在重新認識東方倫理型生活方式的傳統文化研究已刻不容緩。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