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開國少將赴京參會，途中遭遇意外去世

1977年3月27日，一場讓人扼腕嘆息的劫難，降臨在東海艦隊頭上。

那種宿命般的悲劇色彩，至今讀來仍讓人心頭一緊。

那天東方才剛剛泛起魚肚白，一輛黑色轎車便駛出了寧波東海艦隊司令部的大門，車頭朝著杭州的方向疾馳而去。

車里坐著的，是肩扛將星的重量級人物——東海艦隊司令員馬龍。

原本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他得先趕到杭州，把在那邊療養(yǎng)的政委接上，隨后兩人結(jié)伴搭乘火車進京，去出席海軍的一場關(guān)鍵會議。

誰曾想，這條路，馬龍將軍只走了一半。

當車子行進到浙江慈溪泗門鎮(zhèn)地界時，路況變得惡劣至極。

就在這時，對面一輛重型平板車像失控的野獸般猛沖過來，還沒等司機反應(yīng)過來，兩輛車就狠狠地“啃”在了一塊兒。

這一撞，驚天動地。

等他恢復(fù)一絲意識，人已經(jīng)躺在簡陋的手術(shù)臺上，腦袋疼得像要裂開，整張臉腫得變了形。

透過腫脹的眼縫，他模模糊糊瞧見首長被放在地上的擔(dān)架上。

耳邊傳來陌生人的問話：“地上躺著的老漢是哪個？”

吼完這一句，他又一次昏死過去。

等到他在海軍醫(yī)院再次睜開眼，戰(zhàn)友們流著淚告訴他一個晴天霹靂：馬龍首長，沒能留住。

同行的另一位秘書孫學(xué)東，還有那位司機，也都倒在了那條路上。

后來的尸檢報告讓人不忍卒讀：巨大的沖擊力讓駕駛盤硬生生頂進了馬龍的腹部，甚至把胃部都擠壓到了胸腔位置。

傷成這樣，就是大羅金仙來了也回天乏術(shù)。

那一年，馬龍剛好65歲。

這場突如其來的車禍，給這位開國少將三十載戎馬生涯，畫上了一個太過倉促的句號。

可若是把目光拉長，去審視他的一生，你會發(fā)現(xiàn)，馬龍這輩子其實一直在做一道關(guān)于“路”的選擇題。

而在人生最要勁的那個岔路口，他偏偏挑了那條最難走的道兒。

把時針撥回到1950年的初夏。

彼時新中國剛剛站穩(wěn)腳跟，中央軍委拍板要組建海軍和空軍，急需從陸軍野戰(zhàn)部隊里抽調(diào)一批硬骨頭去當“奠基石”。

時任華北野戰(zhàn)軍20兵團司令員的楊成武，敲開了馬龍的門。

擺在馬龍案頭的有兩個去處：要么去搞空軍，要么去搞海軍。

這筆得失賬，當時的干部們心里都跟明鏡似的。

去空軍，那是掌握藍天，高精尖的技術(shù)兵種，氣派，出成績也快。

可去海軍呢？

當時咱們的家底約等于零，除開幾艘起義投誠的小炮艇，啥也沒有，純粹是白手起家。

馬龍的第一反應(yīng)直截了當：“我要去空軍。”

理由很硬氣，也帶著股火藥味。

打了半輩子仗，他眼睜睜看著戰(zhàn)友和鄉(xiāng)親們被國民黨的飛機狂轟濫炸。

那種只能抱頭挨打、還不上手的窩囊氣，他受夠了。

他想飛上天，親手把敵人的鐵鳥揍下來。

這是一種典型的“血性直覺”。

誰讓老子疼了，老子就要變成誰去揍他。

倘若當時楊成武順水推舟答應(yīng)了，中國空軍的功勞簿上或許會多一位悍將，而東海艦隊就要少一位“掌門人”了。

好在楊成武沒急著反駁，而是反問了一句：“難不成咱們就沒吃過敵人軍艦的虧？”

這話一出，就像一根針，狠狠戳到了馬龍的肺管子上。

馬龍原本激昂的情緒，瞬間啞了火。

他的思緒被這一問，猛地拽回到了20年前——1930年的那個長江渡口。

那年頭，紅五軍雖然在陸地上把郭汝棟師打得落花流水，一路攆到了長江南岸。

可真到了江邊，紅軍的腳步不得不停下來。

因為寬闊的江面上，橫著英、美、日列強的炮艦，黑洞洞的炮口指著岸邊。

那些被打殘的國民黨兵，就在洋人炮火的庇護下，大搖大擺地逃到了江北。

而岸邊的紅軍戰(zhàn)士，手里只有老套筒，別說軍艦，連門像樣的炮都沒有。

那是怎樣的一種憋屈？

仇人就在眼皮子底下，你恨不得生吞了他，可隔著那道水，你就只能干瞪眼。

這種“望洋興嘆”的滋味，比挨炸彈還要難受百倍。

挨炸那是疼；眼瞅著敵人溜走，那是恥辱。

這筆賬，馬龍在心里頭憋了整整20年。

楊成武看出了馬龍心里的波瀾，緊接著又加了一塊壓艙石：“去海軍吧。

海軍不光有船，還有潛艇、有航空兵。

你才39歲，學(xué)新東西正趕趟。”

這話里的道理硬邦邦：海軍不是光有幾條船就行的，它是個龐大的系統(tǒng)。

去了海軍，你不光能解決“過江”的問題，連你心心念念想搞的“飛機”也包圓了。

這一番話，徹底把馬龍說通了。

他調(diào)轉(zhuǎn)了船頭。

也就是從那一刻起，一個“拉起一支像樣的水師”的念頭，徹底壓倒了單純的“報復(fù)心”。

1950年7月，一紙調(diào)令下來，馬龍走馬上任，成了華東海軍第七艦隊司令員。

決心是下了，可這條路真不好走。

當年的華東海軍第七艦隊，聽著名頭震天響，實則是個一窮二白的空架子。

幾千噸起義過來的小艇，稍微遇上大點的風(fēng)浪都不敢離港。

換做旁人，接手這種爛攤子，大概率是先向上面哭窮，要么就要錢要裝備，或者發(fā)幾句牢騷。

可馬龍連個磕巴都沒打。

這人有個脾氣：路既然選了，那就一條道走到黑，絕不廢話。

從華東海軍第七艦隊，到第六艦隊，再到舟山基地，直至執(zhí)掌東海艦隊。

馬龍在海防前線，這一釘就是二十七個春秋。

這二十七年里，他琢磨出了一套近乎嚴苛的“笨辦法”。

那會兒臺海局勢緊繃，舟山群島就是風(fēng)口浪尖。

這仗怎么備？

馬龍的方法論簡單粗暴，就是“用腳丈量”。

他不信地圖上的那些圈圈點點，他要親自去跑。

舟山那些大大小小的島嶼，只要上面有人駐守，他幾乎全跑了個遍。

他給自己立了個死規(guī)矩：

只要是有一個班戰(zhàn)士駐守的島礁，哪怕風(fēng)大浪急，也必須登島看望，必須跟戰(zhàn)士們拉家常，摸清最真實的底細。

要是有一個團兵力駐防的大島，光看一眼還不行，必須要在那兒過夜。

為啥非得過夜？

因為只有住下來，你才能切身體會晚上的海風(fēng)有多硬，知道夜里的哨兵能不能瞧清海面，知道戰(zhàn)士們半夜會不會凍著，知道一旦有了突發(fā)狀況，部隊能不能立馬動起來。

這就是馬龍心里的“戰(zhàn)備賬”。

他根本不信坐在屋里聽來的那些虛詞，他只信自己兩眼看到的、身子骨感受到的。

每一塊礁石在哪兒，每一段海岸線怎么拐彎，他都要弄得清清楚楚。

這種實打?qū)嵉淖黠L(fēng)，讓他在部隊里威望極高。

1958年11月，劉少奇副主席視察舟山艦艇部隊，陪同的有倆人：一個是馬龍，另一個是陸軍舟嵊要塞區(qū)政委張秀龍。

后來的總參謀長羅瑞卿一瞧這陣勢，樂了：“嚯，馬龍、張秀龍，舟山有你們這兩條龍鎮(zhèn)著，我就把心放肚子里了！”

打那以后，“雙龍守舟山”的美名就傳開了。

這不光是個玩笑話，更是對他們那套防御體系最大的褒獎。

馬龍這人，咋一看是個大老粗似的武將，可心底里卻是個重情重義的主兒。

這種投緣，不是場面上的客套，而是精神上的惺惺相惜。

臨別之際，郭沫若做了一個很交心的舉動：他把自己親筆寫的《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給了馬龍。

在那個年代，送墨寶是雅趣，送全家福那是真把對方當成了自家人。

這一字一照，成了兩人忘年之交的鐵證。

這說明啥？

說明馬龍絕不僅僅是一介武夫，他在守衛(wèi)海疆時展現(xiàn)出的那種格局和胸懷，連頂尖的知識分子都為之折服。

視線再回到1977年的那個清晨。

車禍發(fā)生后，馬龍的遺體被運了回來。

鑒于他是因公殉職，又是開國少將，中央和軍委的領(lǐng)導(dǎo)都發(fā)來了唁電，總政治部也批準他為革命烈士。

按理說，這就該進烈士陵園，受后人瞻仰。

可馬龍生前有個念想，或者說，是他給自己人生做的最后一次“決策”。

他嘴邊常掛著那句“要永遠守衛(wèi)祖國海疆”。

這不單是個口號，而是他給自己選好的最后落腳點。

家人和部隊遵照他的遺愿，把他的大部分骨灰，撒進了東海的一頃碧波之中。

那片海，是他嘔心瀝血奮斗了二十七年的戰(zhàn)場。

那片海，也是當年他在黃石港江邊，看著列強軍艦橫行霸道時，發(fā)誓要征服的領(lǐng)域。

從鄂東南大冶縣殷祖鎮(zhèn)馬對于村的一個放牛娃，到為了“填飽肚子”投奔紅軍；從一心想去空軍找回場子，到為了國家的長遠海防甘愿從零開始搞海軍。

馬龍這一輩子，把“私人的憋屈”升華成了“國家的使命”。

那個1930年在江邊感到深深無力的年輕紅軍戰(zhàn)士，終于在1977年，融進了這片波濤，化作了東海的一部分，永遠地守望著這片深藍。

如今，當我們看到中國海軍的航母編隊劈波斬浪走向深藍時，別忘了，在這條通往強大的航道底下，墊著的正是像馬龍這樣一代人的選擇與犧牲。

他沒能親眼看到今天的大國海軍，但他用自己的一生，為這支海軍打下了最堅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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