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2年4月22日，天剛蒙蒙亮。
臺北馬場町那片野地里，露水重得很，幾盞汽燈慘白地晃著眼。
一隊憲兵抬著個擔架，深一腳淺一腳地進來了。
擔架上那人，瘦得皮包骨頭，名叫李友邦。
說實話，這會兒他跟個死人也沒啥兩樣。
醫院那邊的診斷書早就下來了：肝硬化到了晚期，肚子里全是水，隨時都能咽氣。
獄醫頭天還在說，這人頂多還能撐兩天。
可就在槍響前幾分鐘，為了怕他沒等到行刑就先走了，憲兵特意喊來大夫，給這副快散架的骨頭架子扎了一針強心劑。
這場景，說出來都透著股子邪氣：
一邊是大夫拼了命讓他“喘氣”，另一邊是上面急吼吼要他“吃槍子”。
費這么大勁搶這兩天時間干嘛？
好歹也是個黃埔二期的中將，讓他安安生生病死在床上不行嗎？
還真不行。
在蔣介石心里頭，李友邦怎么個死法，可比他這條命值錢多了。
這底下藏著的，是一套完全不拿人當人的“整人規矩”。
想把這事兒捋順了，還得往回看，瞅瞅1949年年底那會兒。
國民黨剛逃到臺灣，蔣介石那是驚弓之鳥，坐立難安。
在士林官邸開會時，他拍著桌子吼，說匪諜就在大伙眼皮子底下。
可那時候特務們抓人有個難處，就是這就得講證據，太磨嘰。
蔣介石一急眼，當場立了個不講理的規矩，后來被毛人鳳記在本子上了：
“男的是匪，女的不一定是；可女的要是匪，男的跑不了。”
這道理混蛋透頂，但在那時候，卻是最好使的“清洗刀子”。
直接把法律那套，變成了查戶口。
李友邦就是這么倒霉，正撞槍口上。
論資歷，人家是臺灣義勇隊的頭兒，抗戰時的中將，黃埔二期的老學長，怎么看都不該輪到他。
壞菜就壞在他媳婦嚴秀峰身上。
嚴秀峰是杭州大家閨秀，抗戰時也是一腔熱血。
可到了1950年初，那邊的地下黨頭目蔡孝乾被抓變節，供出來嚴秀峰幫著送過錢。
嚴秀峰立馬就被關進去了，判了十五年。
但這事兒有個說道：判決書里從頭到尾沒提李友邦跟“通敵”沾邊。
按理說，誰犯事誰扛，媳婦坐牢關老爺們什么事？
可在老蔣那套“連坐”的算盤里，這事兒不光有牽連，還是個死局。
到了1951年11月，事兒終于爆發了。
那天開省黨部改組大會，李友邦還是副主委呢，就坐在臺底下。
蔣介石在臺上訓話，說著說著，突然手指頭一指李友邦，來了句：
“你媳婦是匪諜，你能裝不知道？”
這話一落地，全場鴉雀無聲。
根本不用什么逮捕證，蔣介石扭頭吩咐侍衛：“把他弄走。”
就這么輕飄飄一句話，李友邦直接從座位上被架到了青島東路三號看守所。
這里頭其實藏著個挺有意思的心思。
蔣介石真覺得李友邦是臥底？
那倒未必。
但他必須得讓李友邦死。
你想啊，當時那種寧肯殺錯絕不放過的風氣下，要是李友邦這種級別的大佬，因為媳婦的事兒都能躲過去，那老蔣定的“連坐”規矩不就成了擦屁股紙？
往后誰還聽他的？
所以，宰了李友邦，不是為了罰他，是為了保住那條嚇人的規矩不倒。
李友邦在里面蹲了五個月。
這五個月，純粹是遭罪。
他那只瞎了的右眼本來就有舊傷，再加上里面大刑伺候，肝病急轉直下，肚皮鼓得像面鼓，天天只能縮在墻根哼哼。
可即便這樣，他硬是個字都沒招。
轉眼到了1952年4月21號，行刑頭一天。
這時候擺在上面人面前的路有兩條。
路子甲：發發善心。
反正大夫都說他活不過兩天，死病床上算了，對外稱個“病亡”，面子上也好看。
路子乙：不管死活，必須吃槍子。
一般人尋思，人都快沒了，折騰啥？
但國民黨高層那腦回路不一樣。
當時有個叫桂永清的官兒遞了個條子，上面寫著：建議立馬執行，殺雞給猴看。
這話算是說到蔣介石心坎里了。
若是病死的，那是老天爺收人，沒威懾力。
只有槍斃，才是清理門戶的手段。
蔣介石提起紅筆，在條子上批了倆字：“照準。”
這兩個字，把一個垂死之人最后那點體面都給剝奪了。
咱們再說回那個黑燈瞎火的凌晨。
為了落實這個“照準”，為了保證子彈穿過身體時心臟還在跳，憲兵隊給李友邦扎了那針強心劑。
擔架扔到草坡上，行刑官讓他跪下。
李友邦哪還有力氣跪？
身子骨早垮了，只能側著身子癱在濕草地上。
砰砰砰三槍，從后背打進去，前胸穿出來。
人一聲沒吭，當場就不行了。
這大概是天底下最滑稽的死刑——救命的藥，唯一的用處就是讓他能合格地去當個槍下鬼。
隔天，家里人接到的通知冷冰冰的：“匪諜李友邦已伏法，限一天內領尸。”
那會兒嚴秀峰還在大牢里，李家人嚇得大氣不敢喘，只能買口薄皮棺材，草草埋在了六張犁的荒山野嶺。
這事兒，要是光當成一個人的倒霉事看，那就淺了。
李友邦的死，把那個年代國民黨政權的一種“怪病”給露底了。
當一個組織把“聽話”看得比命重，把“猜疑”凌駕在證據頭上時，它就開始吃自個兒人了。
管你是黃埔嫡系，還是抗日名將；管你是老同學，還是師徒。
只要政治賬算得過來，誰都能當犧牲品。
那個“妻匪夫同罪”，看著是抓間諜，其實是制造一種“誰都別想安生”的恐怖平衡。
在這種平衡里，獨裁者的權力才最大。
代價呢？
代價就是大伙的心都涼透了。
李友邦死后，在那片荒地上躺了幾十年，連個像樣的碑都沒有。
2013年，北京西山那邊建了個無名英雄廣場，墻上刻了“李友邦”的名。
而在臺北六張犁那片荒坡，后來也立了個小石碑，刻著他當年在廈門留下的墨寶——“復疆”。
這兩個字是他一輩子的念想，最后反倒成了對他死法最大的諷刺。
如今馬場町刑場變成了公園，早晚都有人遛彎、遛狗，一片太平。
只有幾塊不起眼的碑，還在無聲地提醒后人：
千萬別讓權力擁有解釋一切的資格。
因為當權力能隨便定誰是“匪”，隨便決定一個快死的人怎么死的時候，沒誰是安全的。
哪怕你以前是個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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