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大軍區政委22年，每次入京開會從不逗留，離休卻是正軍級待遇

1968年初春，黃河畔乍暖還寒。蘭州車站的站臺上，一位身著舊呢軍大衣的老將領匆匆登車，身邊參謀低聲問：“首長，要不要在北京多待兩天？”他擺擺手：“不必，一宿都免了，早點回去，有一堆事等著。”說這話的人，就是在西北扎根四十一年的冼恒漢。

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廣西人，卻不了解他與西北的牽絆。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后，年僅二十出頭的冼恒漢奉命留守陜北，從此幾乎沒離開過這片土地。黃土高坡的風沙見證了他的青春，也把他的口音吹成了介于廣西話和陜北話之間的奇特腔調。

往后年月變遷，他職位屢有更迭，卻始終沒離開“蘭州”二字。1955年新中國首次授銜，全國六大軍區擴充為十二大軍區，按慣例，司令政委多由上將棲身。然而，蘭州軍區的司令張達志、政委冼恒漢同為中將，成了少數特例。那一年，冼恒漢三十九歲，正值壯年。

外界難免替他抱不平：守了那么大攤子，怎么才是中將？但他向來寡言，“任務在肩，銜不銜的，能打仗、能管事就行。”從那以后，他以政委身份坐鎮大西北，一坐就是二十二年。

1966年風云突變，蘭州的街頭巷尾口號四起。軍隊奉命“支左”，冼恒漢同時攬下幾個“第一”——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以及軍區政委。弄潮時代，把他推到聚光燈下，也讓是非隨之而來。

“學大寨”高潮時，他帶隊跑了幾個地縣，田壟一看，綠油油，心里就拍板：全線過關。會上一句“全省亮點不少”被迅速放大，后來事實證明有些數字注水，他自己也直言是主觀主義在作祟。

更棘手的是蘭州鐵路局的兩派對峙。冼恒漢押上軍隊威望，站錯了隊。多年以后他向調查組反復說明：“不是我拍板，我只是執行。”話音里有無奈，也有倔強。

特殊的年代里，政治空氣稀薄如高原。每逢被召進京開會，他總是當天往返。列車漫長顛簸，他靠著車窗小憩，身邊人問緣由，他只淡淡一句：“西北離不開。”熟人說他清高，陌生人卻覺得他難以接近。

1977年，歷史車輪繼續轉動。中央給他的結論是：在“路線斗爭”中犯有錯誤，其中不乏嚴重之處。出于全局考慮，決定將其調離蘭州。消息一到，他點頭稱“服從”，沒有一句推辭。可沒人預料到，這一調，他在北京足足閑置了五年。

1982年的秋天，甘肅來函，請他回蘭州配合處理遺留問題。剛踏上熟悉的土地，還來不及喘口氣，又卷入批判會。幾番折騰后，部隊通知：退出現役，以地師級安置，月補助兩百元。有人感慨，昔日大軍區政委，如今竟僅此待遇。

命運似乎還留有余地。1984年，中央再次研究，決定參照正軍級落實離休。電話里，老部下替他高興，他卻沉默片刻，只說“組織有安排，我就安心過日子”。那一年，他六十八歲，頭發已斑白。

回看他的簡歷，很難用簡單標簽去定位。浴血長征、西北建設、支援地方，他都經歷；高位墜落、沉潛五載，也全部扛下。有人稱贊他堅守原則，也有人責怪他“木頭人”般不懂變通。或許，正是這股不愿逗留北京、不肯攀附權貴的脾氣，讓他備嘗冷暖。

值得一提的是，他離開軍區后，依舊惦念西北。甘肅缺水，他從微薄離休金里掏錢，寄給河西走廊的學校打井。信末署名仍是“原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像要告訴人們：那片土地，他沒有真正告別。

冼恒漢的一生，與共和國北疆的風沙交融在一起。或許外界記住的是“22年大軍區政委”這組數字，真正珍貴的，卻是他在喧囂中守住的那份不愿逗留的倔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