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太保康澤襄陽被俘，1963年獲特赦激動不已

1963年，北京城。

手里剛拿到特赦通知書的康澤，干了一件讓身邊人都把心提到嗓子眼的事兒。

為了補上這些年落下的功課，他火急火燎地弄來一份當天的報紙。

誰知才瞄了幾行，這位昔日的國民黨陸軍上將、特務頭領，突然手捂胸口，像根木頭樁子似的，硬生生砸在了地板上。

是被報紙上的壞消息嚇著了？

根本不是。

是因為那一瞬間他腦子里突然炸開了：自己這大半輩子，在那場驚天動地的政治牌局里，從頭到尾都押錯了寶。

這筆爛賬的根子，還得扯回到1924年的黃埔軍校。

那時候的黃埔島，空氣里都透著不對勁。

明明穿著一樣的制服，私底下卻是涇渭分明。

對于康澤這么個從四川安岳窮溝溝里鉆出來的學生娃，站哪邊的隊，直接決定以后端誰家的飯碗。

二十郎當歲的康澤，迎來了人生的頭一道大坎：是奔著理想去，還是找個大樹好乘涼？

康澤是個見縫插針的主兒，二話沒說，把身家性命全壓在了蔣介石這頭。

起初看，這把牌似乎是摸對了。

蔣介石眼毒，立馬相中了這個“懂事”的門生。

1926年一畢業(yè)，康澤就被送去莫斯科大學鍍金；回來后直接塞進黨務學校當訓育員——這可是老蔣嫡系心腹的專用通道。

晃眼到了1928年，才24歲的康澤已經(jīng)混成了老蔣身邊的侍從參謀。

緊接著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他拉起一支宣傳隊，專門往對手身上潑臟水，這套“攻心戰(zhàn)”玩得那叫一個溜，把老蔣樂得合不攏嘴。

那會兒的康澤，覺著自己就是蔣介石腰間最快的那把刀。

可他忘了最要命的一條：刀鈍了是會被扔進廢鐵堆的，特別是當這把刀擋了“太子爺”道的時候。

日歷翻到1945年。

抗戰(zhàn)贏了，康澤頭頂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的帽子，手里攥著12萬知識青年軍的兵符，那氣派，比好多黨國元老都足。

按說這該是他風光無限的時候。

可偏偏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蔣介石走了一步讓人看不懂的棋：把康澤打發(fā)到美國去“考察”。

圖什么？

說白了，老蔣這是在給兒子蔣經(jīng)國騰地兒。

康澤手里那套青年團的班底、特務圈的人脈，是小蔣接班必須拿到手的“嫁妝”。

康澤要是不滾蛋，小蔣就接不住這一攤子。

康澤在洋鬼子的地界過得那叫一個憋屈，電報拍了一封又一封，哭著喊著要回國。

可老蔣就是壓著不批，一直拖到1946年下半年，等蔣經(jīng)國把三青團那攤子事兒吃干抹凈了，才放康澤回來。

腳一沾地，康澤傻眼了：除了一身空頭銜，里子早被掏空了。

這會兒他才回過味來，在老蔣的賬本里，他康澤壓根不是什么離不開的“心腹”，充其量就是個給太子爺看家護院的臨時管家。

要是就這么回家抱孩子，康澤沒準還能落個安穩(wěn)晚年。

可到了1948年，國民黨那邊眼看要塌臺，蔣介石又想起了這個被扔在墻角吃灰的“管家”。

1948年正月，康澤接了個讓他悔得腸子都青了的差事：第十五綏靖區(qū)司令官，去守湖北襄陽。

這明擺著是個送命的坑。

咋這么說？

咱看看當時的牌面。

康澤手里的牌看著還行：三個旅、三個保安團，外帶一個炮兵連。

再加上襄陽城墻厚實，門口還有漢水擋著。

可在明白人眼里，這仗根本沒法打。

頭一個，他對面站著的是劉伯承和鄧小平。

在“軍神”劉伯承跟前，搞特務起家的康澤，論指揮打仗，也就是個穿開襠褲的水平。

再一個，也是最要命的，他的頂頭上司是“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

白崇禧跟蔣介石那是面和心不和，整天琢磨著怎么保存桂系的實力。

把康澤這個老蔣的死忠派到襄陽，白崇禧心里的算盤打得精：守住了算我的，守不住正好借解放軍的手，把老蔣的釘子給拔了。

所以，當解放軍拿下老河口、谷城，大兵壓到襄陽城下時，康澤把電話都打爆了，向南京和武漢求救。

蔣介石倒是想救，可手里沒兵，只能干瞪眼；白崇禧手里有兵，嘴上喊著讓康澤“死守待援”，實際上連個鬼影都沒派。

這會兒的康澤，算是徹底嘗到了當“棄子”是個啥滋味。

1948年7月，襄樊戰(zhàn)役才打了半個月。

康澤引以為傲的兩萬多號人馬，讓人家包了餃子。

解放軍沖進司令部那會兒，康澤徹底死心了。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演了一出大戲。

康澤掏出槍，要把自己崩了。

在他想來，自己是“十三太保”，是復興社的大特務，落到共產(chǎn)黨手里還能有好果子吃？

沒成想，旁邊的副司令郭勛祺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

郭勛祺跟康澤根本不是一路人。

郭是川軍的一員猛將，身在曹營心在漢，早在九年前就想帶隊伍起義，跟陳毅那是老交情。

“死什么死，活著就有路！”

郭勛祺這一嗓子，硬是把康澤從鬼門關拽了回來。

倆人一塊兒當了俘虜，可后來的路那是天差地別。

郭勛祺見了陳毅，倆人跟老哥倆似的拉家常。

沒過多久，郭勛祺就被送回四川搞策反，憑著他在川軍里的面子，一口氣拉過來五個師，后來還當上了四川省水利廳廳長。

康澤呢，直接被送進了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

這一蹲，就是整整十五個年頭。

在功德林的這十五年，成了康澤這輩子真正的拐點。

起初他以為自己死定了，畢竟當年身為“藍衣社”的骨干，手里沒少沾共產(chǎn)黨人的血。

可讓他下巴掉地上的是，共產(chǎn)黨算的賬，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碼事。

沒打也沒罵，更沒羞辱他。

只要把當天的活兒干完，剩下的時間隨你安排。

康澤開始寫“自省錄”，像剝洋蔥一樣，把自己前半輩子的罪孽一層層剝開。

管教人員的話說得也敞亮：只要真心悔改，人民就給你留把椅子。

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發(fā)了第四批特赦令。

康澤瞪大眼睛發(fā)現(xiàn)，名單里竟然有自己的名字。

回想1924年那個想靠投機鉆營改命的愣頭青，再想想1948年那個被主子扔在襄陽死地不管的倒霉蛋，最后看看現(xiàn)在被新中國寬大處理的自己。

那天他捧起報紙，看著國家變了模樣，猛地意識到自己終于能像個“人”，而不是像個“工具”一樣活在這世上。

那一刻，腦子里的血直往上涌，兩眼一黑就栽倒了。

這不光是身子骨的事兒，更是一個舊時代的賭徒，在輸?shù)玫籽澏疾皇Ｖ螅洳欢〉玫搅遂`魂救贖時，那種止不住的戰(zhàn)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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