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深秋,錦州郊外的田埂上刮著涼風。勞改農(nóng)場里剛獲釋的齊達榜提著鋤頭往家趕,腳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慢。他已經(jīng)在高墻內(nèi)度過整整十八年,一路上什么都新鮮:電線桿、拖拉機,還有公社喇叭里反復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可真正讓他心里掀起漣漪的,卻是一張灰撲撲的老臉——那是剛與他擦肩而過的佝僂老農(nóng),七十多歲,挑著糞筐,卻不敢抬頭看人。
齊達榜愣了幾秒,忽而打了個冷戰(zhàn):“那不是任老大?”腦海里飛速閃過二十多年前的夜色與槍火,他下意識叫出一句:“任——”對方身體一抖,急忙低頭快步離去,只扔下一句模糊不清的“認錯人了”。這一閃而逝的對視,卻把齊達榜的記憶鐵釘般釘進了腦海。半夜,他睡不著,反復琢磨:若那真是任芳伍,這條老狼竟躲過清剿,一直活到今天?
故事得從1947年3月12日說起。那天,冀察熱遼分局在平泉召開黨代表會議,冀東區(qū)派出十三名代表參會。會后,一行七十余人返回途中,護送的騎兵連與代表團分散行動,本意是拉開距離便于機動,卻也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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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圍場方向的國民黨殘部、地方武裝和土匪聚成一支上千人的“雜牌軍”,向西撤竄,頭目正是人稱“黑老鴰”的任芳伍。這家伙原先給日偽當過便衣,又在偽滿警備隊里混過,抗戰(zhàn)勝利后不愿繳槍,干脆拉幫結(jié)伙上山當匪。他熟悉赤西縣境內(nèi)的溝溝岔岔,一路打家劫舍,打算投奔駐赤峰的保安團。
夜色籠罩柴胡欄子。代表團和為數(shù)不多的警衛(wèi)排在村里借住,各家院落散開,以便警戒。半夜兩點,任芳伍派出的尖兵探明村落后,大股匪軍摸了上來。“你們是哪部分的?”崗哨喝問,回答是清脆槍聲。驚醒的李中權(quán)副政委判斷來者不善,命人速請增援,卻已不及:敵軍搶占了三面制高點,火力壓得瓦片亂飛。
代表們沒想到遭遇如此規(guī)模的伏擊。多數(shù)人手中只有駁殼槍甚至步話機的護槍。他們擠在五間土屋里,墻壁被機槍打得簌簌掉土。彈殼滾燙,血跡很快抹紅了窗臺。事到臨頭,這群寫慣文件的干部拎起步槍、駁殼槍,把屋門拆成障礙,又砸碎桌椅當掩體,一邊還要守住機密文件。有人提議換下制服,李中權(quán)擺手:“我們是八路的代表,死也得像八路。”聲音不大,卻壓過了槍聲的嘈雜。
拂曉前后,沖突最烈。二十余名指戰(zhàn)員在巷戰(zhàn)中相繼倒下,連帶五位久經(jīng)沙場的老干部。就在敵人以為勝券在握時,遠處響起急促馬蹄聲,熱中軍分區(qū)騎兵趕到,以沖鋒槍和步騎協(xié)同掀起反攻。戰(zhàn)斗翻盤了,可等硝煙散盡,屋檐下橫七豎八,血染黃土——清點下來,22位革命者犧牲。一場本該風平浪靜的返程,竟成了冀東區(qū)黨政系統(tǒng)建黨以來最慘痛的一次損失。
戰(zhàn)后清點尸體,只找齊十九具棺材,鄉(xiāng)親們捐出三口衣柜,將剩下的三位烈士遺體并肩入殮。送葬那日,春寒料峭,萬余名群眾自發(fā)趕來,鞠躬不起。可所有人都在問:兇手下落如何?小頭目們很快落網(wǎng),唯獨任芳伍不知所終。有人猜他逃去關(guān)外,有人說早丟了性命。檔案就此擱置,年年清明,只剩一紙“畏罪潛逃”讓人憤懣。
時間跳到1950年。全國剿匪進入尾聲,多數(shù)山頭被掃平。可在遼西群山里,總有人打著木匠、糧販、香客的幌子進村出鎮(zhèn)。據(jù)辦案人員回憶,“任芳伍像老鼠,專鉆縫子”。他換了名字,娶了寡婦,種地、放牛,遠離原先的勢力范圍。偶爾也靠著昔日搜刮的金銀換些鹽巴油鹽,日子竟就這么拖到了“文革”年代。
再說齊達榜。1950年被判刑,本來是同伙中最不起眼的小卒。進了勞改農(nóng)場后,他識字學報,偶爾還在大會上揭發(fā)自己昔日罪行,算是表現(xiàn)積極。1968年減刑出獄,按規(guī)定回生產(chǎn)隊落戶。沒人想到,他會在回鄉(xiāng)路上撞見昔日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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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活著,就是在嘲笑地下那些兄弟。”齊達榜輾轉(zhuǎn)一夜,越想越怕,越想越愧疚。第二天一早,他拎著身份證明走進了公社派出所。民警聽罷直皺眉,“你可別誣告好人啊”,齊達榜把自己的袖子一卷,露出當年烙刑留下的傷疤:“這是他燒的。”
排查用了十來天。鄉(xiāng)干部陪同到田間地頭認人——老頭拿鋤頭的姿勢、說話時的口音、右手手背那道舊刀疤,全對上了。面對調(diào)查組,任芳伍嘴硬三句,第四句就癱坐在地:“算我栽了。”1969年初春,案件卷宗被送到錦州中級法院。1970年7月,終審裁定:死刑,立即執(zhí)行。槍聲響在郊外那片麥田,塵封二十二年的沉債就此了斷。
任芳伍伏法,柴胡欄子的烈士陵墓前多了一束樸素的黃菊。許多老兵趕來悼念,悄聲道:“兄弟們,可以告慰了。”這起遲到的正義,也讓人憶起一樁常被忽略的事實:東北解放戰(zhàn)爭并非只有松骨峰、四平街的攻城拔寨,后方保衛(wèi)同樣血火交加。一支代表團七十余人,要穿越大片游雜武裝控制區(qū),靠得是人脈、天時,更靠那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勁頭。
其實,柴胡欄子一戰(zhàn)的教訓,后來被寫進軍區(qū)保衛(wèi)條令:機動護送部隊決不可與要護目標脫節(jié)。文件雖枯燥,可背后是鮮血換來的經(jīng)驗。對此,當年親歷者曾感嘆:“戰(zhàn)場上怕打仗,就得用命來補。”簡單一句,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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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許疑惑,為何像任芳伍這樣的要犯能隱匿二十年?答案并不復雜。其一,新中國初立,百廢待興,公安力量分身乏術(shù);其二,山高林密、鄉(xiāng)間戶籍管理尚未完善,給了逃匿者生存縫隙;其三,也是最要命的——人心多有顧忌,少有人敢指認。倘若沒有齊達榜的回鄉(xiāng)偶遇,這條案子說不定又被塵封更久。
有意思的是,齊達榜的舉動在當?shù)匾l(fā)不小討論:一個曾經(jīng)的匪徒出獄后卻成了揭發(fā)者,是贖罪還是卸責?答案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次指認補上了歷史的缺口,讓22位烈士在黃泉之下不再孤單。
柴胡欄子的村口,如今還立著那幾座石碑,刻著烈士姓名。游客稀少,只有風吹過松柏沙沙作響。戰(zhàn)爭的硝煙早散,但留給后人的啟示并未褪色——槍聲停了,歷史卻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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