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土匪出獄回鄉(xiāng)，指認72歲老農(nóng)：他當年害死了22名解放軍

1968年深秋，錦州郊外的田埂上刮著涼風。勞改農(nóng)場里剛獲釋的齊達榜提著鋤頭往家趕，腳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慢。他已經(jīng)在高墻內(nèi)度過整整十八年，一路上什么都新鮮：電線桿、拖拉機，還有公社喇叭里反復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可真正讓他心里掀起漣漪的，卻是一張灰撲撲的老臉——那是剛與他擦肩而過的佝僂老農(nóng)，七十多歲，挑著糞筐，卻不敢抬頭看人。

齊達榜愣了幾秒，忽而打了個冷戰(zhàn)：“那不是任老大？”腦海里飛速閃過二十多年前的夜色與槍火，他下意識叫出一句：“任——”對方身體一抖，急忙低頭快步離去，只扔下一句模糊不清的“認錯人了”。這一閃而逝的對視，卻把齊達榜的記憶鐵釘般釘進了腦海。半夜，他睡不著，反復琢磨：若那真是任芳伍，這條老狼竟躲過清剿，一直活到今天？

故事得從1947年3月12日說起。那天，冀察熱遼分局在平泉召開黨代表會議，冀東區(qū)派出十三名代表參會。會后，一行七十余人返回途中，護送的騎兵連與代表團分散行動，本意是拉開距離便于機動，卻也埋下了伏筆。

同一時期，圍場方向的國民黨殘部、地方武裝和土匪聚成一支上千人的“雜牌軍”，向西撤竄，頭目正是人稱“黑老鴰”的任芳伍。這家伙原先給日偽當過便衣，又在偽滿警備隊里混過，抗戰(zhàn)勝利后不愿繳槍，干脆拉幫結(jié)伙上山當匪。他熟悉赤西縣境內(nèi)的溝溝岔岔，一路打家劫舍，打算投奔駐赤峰的保安團。

夜色籠罩柴胡欄子。代表團和為數(shù)不多的警衛(wèi)排在村里借住，各家院落散開，以便警戒。半夜兩點，任芳伍派出的尖兵探明村落后，大股匪軍摸了上來。“你們是哪部分的？”崗哨喝問，回答是清脆槍聲。驚醒的李中權(quán)副政委判斷來者不善，命人速請增援，卻已不及：敵軍搶占了三面制高點，火力壓得瓦片亂飛。

代表們沒想到遭遇如此規(guī)模的伏擊。多數(shù)人手中只有駁殼槍甚至步話機的護槍。他們擠在五間土屋里，墻壁被機槍打得簌簌掉土。彈殼滾燙，血跡很快抹紅了窗臺。事到臨頭，這群寫慣文件的干部拎起步槍、駁殼槍，把屋門拆成障礙，又砸碎桌椅當掩體，一邊還要守住機密文件。有人提議換下制服，李中權(quán)擺手：“我們是八路的代表，死也得像八路。”聲音不大，卻壓過了槍聲的嘈雜。

拂曉前后，沖突最烈。二十余名指戰(zhàn)員在巷戰(zhàn)中相繼倒下，連帶五位久經(jīng)沙場的老干部。就在敵人以為勝券在握時，遠處響起急促馬蹄聲，熱中軍分區(qū)騎兵趕到，以沖鋒槍和步騎協(xié)同掀起反攻。戰(zhàn)斗翻盤了，可等硝煙散盡，屋檐下橫七豎八，血染黃土——清點下來，22位革命者犧牲。一場本該風平浪靜的返程，竟成了冀東區(qū)黨政系統(tǒng)建黨以來最慘痛的一次損失。

戰(zhàn)后清點尸體，只找齊十九具棺材，鄉(xiāng)親們捐出三口衣柜，將剩下的三位烈士遺體并肩入殮。送葬那日，春寒料峭，萬余名群眾自發(fā)趕來，鞠躬不起。可所有人都在問：兇手下落如何？小頭目們很快落網(wǎng)，唯獨任芳伍不知所終。有人猜他逃去關(guān)外，有人說早丟了性命。檔案就此擱置，年年清明，只剩一紙“畏罪潛逃”讓人憤懣。

時間跳到1950年。全國剿匪進入尾聲，多數(shù)山頭被掃平。可在遼西群山里，總有人打著木匠、糧販、香客的幌子進村出鎮(zhèn)。據(jù)辦案人員回憶，“任芳伍像老鼠，專鉆縫子”。他換了名字，娶了寡婦，種地、放牛，遠離原先的勢力范圍。偶爾也靠著昔日搜刮的金銀換些鹽巴油鹽，日子竟就這么拖到了“文革”年代。

再說齊達榜。1950年被判刑，本來是同伙中最不起眼的小卒。進了勞改農(nóng)場后，他識字學報，偶爾還在大會上揭發(fā)自己昔日罪行，算是表現(xiàn)積極。1968年減刑出獄，按規(guī)定回生產(chǎn)隊落戶。沒人想到，他會在回鄉(xiāng)路上撞見昔日主子。

“他活著，就是在嘲笑地下那些兄弟。”齊達榜輾轉(zhuǎn)一夜，越想越怕，越想越愧疚。第二天一早，他拎著身份證明走進了公社派出所。民警聽罷直皺眉，“你可別誣告好人啊”，齊達榜把自己的袖子一卷，露出當年烙刑留下的傷疤：“這是他燒的。”

排查用了十來天。鄉(xiāng)干部陪同到田間地頭認人——老頭拿鋤頭的姿勢、說話時的口音、右手手背那道舊刀疤，全對上了。面對調(diào)查組，任芳伍嘴硬三句，第四句就癱坐在地：“算我栽了。”1969年初春，案件卷宗被送到錦州中級法院。1970年7月，終審裁定：死刑，立即執(zhí)行。槍聲響在郊外那片麥田，塵封二十二年的沉債就此了斷。

任芳伍伏法，柴胡欄子的烈士陵墓前多了一束樸素的黃菊。許多老兵趕來悼念，悄聲道：“兄弟們，可以告慰了。”這起遲到的正義，也讓人憶起一樁常被忽略的事實：東北解放戰(zhàn)爭并非只有松骨峰、四平街的攻城拔寨，后方保衛(wèi)同樣血火交加。一支代表團七十余人，要穿越大片游雜武裝控制區(qū)，靠得是人脈、天時，更靠那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勁頭。

其實，柴胡欄子一戰(zhàn)的教訓，后來被寫進軍區(qū)保衛(wèi)條令：機動護送部隊決不可與要護目標脫節(jié)。文件雖枯燥，可背后是鮮血換來的經(jīng)驗。對此，當年親歷者曾感嘆：“戰(zhàn)場上怕打仗，就得用命來補。”簡單一句，沉甸甸。

有人或許疑惑，為何像任芳伍這樣的要犯能隱匿二十年？答案并不復雜。其一，新中國初立，百廢待興，公安力量分身乏術(shù)；其二，山高林密、鄉(xiāng)間戶籍管理尚未完善，給了逃匿者生存縫隙；其三，也是最要命的——人心多有顧忌，少有人敢指認。倘若沒有齊達榜的回鄉(xiāng)偶遇，這條案子說不定又被塵封更久。

有意思的是，齊達榜的舉動在當?shù)匾l(fā)不小討論：一個曾經(jīng)的匪徒出獄后卻成了揭發(fā)者，是贖罪還是卸責？答案或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次指認補上了歷史的缺口，讓22位烈士在黃泉之下不再孤單。

柴胡欄子的村口，如今還立著那幾座石碑，刻著烈士姓名。游客稀少，只有風吹過松柏沙沙作響。戰(zhàn)爭的硝煙早散，但留給后人的啟示并未褪色——槍聲停了，歷史卻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