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風：明季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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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看來，明清士子似乎不值得一提。

這些士子，或如范進孜孜以求功名，被視為卑微迂腐；或如縣令師爺糊里糊涂，被批為小人得志；或如朝野東林慷慨陳詞，被批為空談誤國。

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即諷刺這個群體的小說。

近代以來，激進的讀書人，尤其神化某人某國者，更加貶斥明季士子。

就像魯迅一樣，總喜歡把批判矛頭指向人性，似乎他們生性如此。

這些士子最多是可憐與悲催，過度貶斥是沒有意義的。

筆者贊同適之先生和2024年10月那幾位經濟學諾獎獲得者的觀點，治度決定著興衰還有人性。

自古以來，制衡君王的是貴族，還有宰相，在野士子則發揮輿論鉗制作用。前二者消失后，傳統士子的冬天就到了。

宋朝是一個特殊的時代，貴族已退出歷史舞臺，形成平民社會；變異的宰相與文官相得益彰，文人維持著寬松的言行環境，規則意識伴隨著富足的物質生活，為后世所稱道。

元代士子的地位不及宋代，科舉長期中斷，蒙古人、色目人壟斷高官職位。民間文人、南宋遺民謝枋得《疊山集》和鄭思肖《心史》把社會職業分十等：即官、吏、僧、道、醫、工、匠（或獵）、娼（優伶/藝人）、儒（讀書人）、丐（乞丐），諷刺蒙古統治者“賤儒”。

不過，元朝官方從未如此分等，清朝趙翼《陔余叢考》將其概括為“九儒十丐”，特殊時期則盛行“臭老九”之說。

不同的稱呼，更貼合相應時代讀書人的處境。

不過，元代士子們依舊保持著寬松的創作環境，流傳著諷刺君王與貪官的作品，如元曲。士子戶籍“儒戶”則可以免除部分賦稅與徭役。

夾雜在兩個少數民族政權中的明朝，維持了267年國運，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影響至深，深入骨髓與靈魂，塑造了這一群體后來的音容與靈魂。

宋代送走了貴族，明初廢除了宰相，士子們直面君王及其影子——大學士與宦官的時代來臨。

來到明清，士子們真正感受到了寒意。

為鞏固皇權，明太祖廢卻中書省，罷除宰相之職。

從此，明帝直接統帥六部，執掌行政，君王不再受制，而宦官幾如君主的替身，還有內閣首輔。

士大夫雖是科舉出身，懷有經世濟民之志，但不再有宰輔領袖，失去了治度護持。縱使其清議直諫，勇氣可嘉，但面對君王宦官權臣，也如螳臂當車。

尤其明朝后期，宦官弄權與黨爭傾軋相交織，東林諸子不惜身家性命，起而抗之，慘遭打擊卻不屈不撓，最終難以回天。

有的觀點認為這些士子不及宦官，這容易理解。畢竟，宦官有權，偶有作為也不為怪。

士子無權，其作為只能是激揚輿論。于是，他們被后來的空談家們批評為空談。

無錫東林書院，匯聚顧憲成、高攀龍等當世賢達，在其中講學，這些名士清流倡導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形成一股頗具聲勢的清議之風，與君王宦官沖撞難以避免，舉幾例如下：

楊漣，字文孺，出身應山（即湖北廣水）布衣，進士出身，官至左副都御史。剛直不阿，天啟四年，即1624年，聯合左光斗等人，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字字泣血。魏忠賢黨羽矯詔逮之，并在詔獄中施以酷刑，廷杖夾棍，血肉模糊，楊漣至死不屈，享年53歲。獄卒感慨：“鐵漢也！”

左光斗，字遺直，安徽桐城人，與楊漣并稱東林雙璧。屢次閹黨腐敗，言辭鑿鑿。1625年被構陷下獄，鐵釘刺指，烙鐵焚身，左光斗大呼“天道好還，爾輩終有報！”卒于獄中，年50歲。

海瑞，瓊山人（今屬海南海口），以清廉著稱，號稱“海青天”。嘉靖末年，上《治安疏》，直指帝王奢侈誤國，幾遭殺身；隆慶年間將其釋放。海瑞晚年再劾權貴，最終罷官歸田，享年74歲。

楊繼盛，容城人（今屬河北雄安），上疏彈劾內閣首輔嚴嵩十大罪，遭到杖刑入獄三年，最終被殺，年40歲。

東林諸子，多出身寒門士子，科舉入仕，沿襲傳統儒家的理想，力圖匡扶社稷、為民請命。奈何君主失去制衡，而宦官權臣當道，直言上諫則罹遭奇禍，講學則遭禁毀。

東林諸子朝野呼應，而單純的在野士子也不乏壯舉，如1601年蘇州機戶抗稅中的秀才葛成。

萬歷后期，稅監孫隆被派到蘇州征收商稅和“機頭稅”，稅吏爪牙湯莘、徐成等橫征暴斂，私設關卡、重復抽稅，搶掠商貨。

于是，蘇州織戶、機工、染工紛紛破產失業，商業凋敝，引發怨氣。

昆山人葛成挺身而出。1601年6月3日（農歷），機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等聚集兩千余人，推舉葛成為首，公開抗議。

葛成組織上萬人，發誓“為公義，不取私利”，請愿者穿白短衫、手持棍棒，從葑門出發到玄妙觀（稅吏所在地）請愿，當場打死稅官黃建節、徐怡春，燒毀稅吏房屋。

結果，稅監孫隆被調走，機頭稅實際停征。葛成被官府關押，但因輿論壓力而被釋放。

明季士子們仍不乏氣節，至于清代則萬馬齊喑。

后世論史，常責備東林“清議誤國”、“空談誤天下”，謂其黨爭激化，門戶林立，不務實政，只爭意氣。

乾隆讀《東林列傳》，斥其“始以正而終以亂，馴致與明偕亡”，所謂朋黨始于講學，門戶誤國。乾隆不喜空談者，后者往往喜歡叩問……

平心而論，東林士子有清議之過，然其時已非士子可以左右的時代。

明太祖廢相使得君權不再受制，士人懷有經天緯地之志，終究難敵權奸傾軋、宦豎弄權。至于黨爭長期綿延，已非重壓下的士子所能挽回，沒必要苛責這些剛烈的士子。

明滅之禍源于殘缺之制，由此造成吏財之弊，而非士子清議。

東林氣節可貴，但時勢無情；

東林理想化作一曲悲歌，成為歷史的余音。

余音裊裊，到了1644的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