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平人文：殘碑故事——黃謝氏牌坊碑文的“勤王御寇”之疑

在金田營盤里的停車場邊草地上，擺有一堆刻有文字的石板，石條，這些有字的石頭，原來是舊時桂平城中各處古建筑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的時候，被收集在一起，但最后種種原因，散落在這里。

早前知道這批石頭的下落，就專程的到現場看看，粗讀這堆殘敗的石頭上的文字，可以看到，內容還是很豐富的，算是書院，神廟等，各種碑記，不過，可以分辨出，其中有幾塊屬于同一個建筑的石構件，并且是一種古代社會中比較特殊的建筑——貞節牌坊。

關于這幾塊貞節牌坊石構件的故事，上一篇《桂平人文：殘碑故事——尋訪黃謝氏牌坊背后的故事，旌表立坊》中有所介紹。簡單說，這是清雍正六年（1728年）時 ，在桂平的一支黃氏家族，在今天桂平老城，舊工人文化宮和原法院宿舍門口橫跨街道立起的一座貞節牌坊。

史籍記載為：黃謝氏節孝牌坊。

這座黃謝氏節孝牌坊，立了二百余年，只可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那個特殊時期，被推倒了，建筑構件也就四分五散了，原來是什么樣子，見過并有印象的人，年紀現在都七八十往上了。

而桂平地方史籍中對這牌坊的記載，也就兩行字：清謝氏黃毓英妻，年二十一，毓英卒，無子，事翁姑以孝聞，守節至七十七歲而終，清雍正六年建坊旌表。

但現在看到這個牌坊的一塊殘件，上面卻刻著：節婦謝氏例封恭人，潯南上秀里南喬村明庠生敕封授監軍副使道黃毓英之妻，年十九，夫勤王御寇而歿，無丁苦志守節五十八載，壽七十七。

這兩種記載，一種是官方旌表記事，一種則是家族榮耀記事。所以，二者雖說記的都是同一件事，但由于此事對于官府，對于家族各自的意義不一樣，所以，兩種記事側重點就不一樣。

二者記事在年份上有所區別，如關于黃謝氏守節始年，官方資料記載“年二十一”，家族記載“年十九”，這可能是后來黃氏家族向官府請表時出現的錯誤，這也算是正常，不必糾結討論很多。

可關于黃謝氏因何守節，那就有的討論了。

封建時代的貞節牌坊，都是為女子而設，一般都是夫亡女子守夫家而不再改嫁，并有一定的優良德行，如獨自養子成材，如替夫行孝等等，因而受到當時社會主流傳統思想尊崇，所以得到官府的表彰，成為家族，成為地方的榮耀。這也是時代思想，時代環境所決定，對古代女子公不公平就另說了，用今天的話來說，貞節牌坊背后，實際上都是一段“殘忍”的故事，改天再討論這話題了。

據桂平地方資料記載，黃謝氏之夫黃毓英，只有一個“卒”字介紹；而從牌坊殘件碑文上，則說黃毓英是“勤王御寇而歿”。

這“卒”和“歿”之間，故事可就多了。

“卒”和“歿”，通常都指去世或死亡，但在古代，這兩字一般都是形容特定，或是有身份的人去世才用的。簡單說，歿，常用于對有一定社會地位或成就的人的逝世表示哀悼；卒，多指士大夫的死亡，說白了，就是當官的人。

這也符合殘碑上對黃毓英的身份介紹，明庠生敕封授監軍副使道。

但問題來了，清雍正時立的牌坊，怎么會為一個明代的庠生，有官職的監軍副使道的遺孀旌表立坊呢？勤王御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一個庠生的身份，怎么當上監軍副使道這官的，勤的什么王，御的什么寇呢？

這就是對這殘碑讀不明白之處了。

按兩種黃謝氏守節始年記載，無論是官方的“年二十一”，殘碑的“年十九”，意思是說黃毓英是在黃謝氏十九或二十一歲的時候去世的。

而黃謝氏壽七十七終，牌坊請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按正常的表彰申請流程，那肯定是黃謝氏壽終后才請表申建，黃謝氏壽終于1725~1728年之間，尚屬正常。她十九或二十一歲的時候，正是1670年（康熙九年）前后。

這期間的廣西大部，潯州桂平城，雖然名義上已經歸于清朝編制，由清官府統治，但整體來說，區域的社會還是比較動蕩的，地方的反清勢力還是很活躍的，甚至清初三藩之一的吳三桂都還派兵前來攻城，騷擾。

所謂的勤王御寇，估計是當時的黃毓英，雖然是前朝的庠生，但由于地方亂局，清朝初年沒有那么多的本朝科舉人才可以任用，朝廷正是用人之際，所以，在桂平當地的一些前朝真正有點能力，有前朝科舉功名的讀書人就被清官府，清軍招入了編制。

因而，一個明代的庠生，最后才得授“監軍副使道”，協助地方剿寇，御寇。這也算是亂世之間一位庠生的傳奇經歷了。

按明清的科舉制度，庠生也只是是科舉制度中府、州、縣學的生員的別稱，最多算是秀才，有資格參加科舉鄉試的學子；但監軍副使道（監軍為官名，清康熙初撤銷）可算是四五品的官員了，常規之下，一個普通秀才，能當上四五品官員，那是不容易想象的事情。

也正是他這個身份，他死后，他的妻子黃謝氏才能被朝廷授以恭人（明清四品官員之妻）的封號。

至于黃毓英具體的人物生平，人生經歷如何，在哪一個“御寇事件”中“歿”“卒”，現在找到的史料十分有限，也就不容易說清楚那個時間發生的那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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