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員陳光自焚后，妻兒后來如何？羅帥夫婦每逢佳節都請他們吃飯

1959年除夕，北京鼓樓的鐘聲剛停，新中國第一任總檢察長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忽然放下筷子，自言自語：“史瑞楚那邊，餃子下鍋了沒？”一句平常的家常話，牽出一段郁結多年的往事——這段往事的中心人物，正是五年前在漢口以火自盡的陳光。

回到1945年10月。東北剛從日軍手里收復，所有人都在搶時間、搶地盤。羅榮桓帶著山東老部隊趕到北鎮，交接防務時順手把那部功率最大的電臺撥給陳光。兩個人誰都沒想到，這部電臺會像釘子一樣釘進他們的命運。

兩個月后，阜新風雪大作。林彪急令陳光把電臺調回指揮所。陳光搖頭：“調走電臺，我就成了聾子瞎子。”林彪沒有廢話，電報只有一句：“誤事者擔責。”兵臨錦州城下，陳光一邊撤，一邊硬把電臺帶走。結果電臺沒送到，指揮鏈卻掉了半截，這件事從此貼在他身上，誰也扯不掉。

新中國成立后，組織考慮陳光熟悉華南，把他調去廣東軍區，給了副司令員兼廣州警備區司令員的擔子。廣東情況復雜，剿匪、緝私、處理港澳通道，樣樣都要人。陳光是行伍出身，文件條例看得犯困，干脆憑感覺辦事。他把烈士子弟和失學青年集中培訓，本意是“補腦子、補兵源”，卻撞上了組織程序的紅線。

1950年春節過后，他突發腦膜炎，躺在廣州總醫院三天三夜高燒不退。病房里，負責談話的干部輕聲勸他：“陳司令，先寫個檢查吧，錯誤可以改。”陳光沒回答，只冷冷地回一句：“我對得起黨，對得起戰士。”這種抵觸讓批評聲愈發尖銳。年底，他的黨籍被取消，軍職全部撤銷，暫時遷往漢口“休養”，實則是軟禁。

漢口的那棟二層小樓，門前石榴樹年年開花也沒人敢靠近。整整三年七個月，陳光每天在房間里來回踱步，翻老作戰筆記，寫申訴，燒了又寫，寫了又燒。1954年6月7日凌晨，他點燃了自己。管理員聽到爆裂聲沖進院子，一抹烈焰映紅院墻。救火結束后，只剩一具焦黑的身體和沒燒完的字條——“以我之死，明我之潔”。

喧嘩散去，妻子史瑞楚帶著兩個兒子悄悄回京，改用母姓，住進西直門外的一間筒子樓。白天靠補課糊口，晚上剪窗簾邊掙錢。鄰居知道她的身份，嘴上不說，背地里卻總是指指點點。孩子放學回來，經常委屈地問：“媽媽，咱們是不是做錯了事？”她只搖頭：“讀書，好好讀書。”

羅榮桓夫婦從機關食堂打聽到她的住址，每到中秋、春節，必定派車接他們到三里河吃團圓飯。餐桌上，沒有官腔，也沒有責備。羅帥有時端起酒杯，淡淡一句：“老陳是好樣的，只是想不開。”林月琴一把拉住史瑞楚的手：“走了的就讓他走吧，孩子要緊。”兩位老人給兩個男孩備下學費，甚至幫忙聯系了部隊子弟校，讓兄弟倆念完了高中。

羅帥去世于1963年。臨終前，他握著林月琴的手囑托：“逢年過節，別忘了史姐。”囑托成了家訓。即便到了“特殊年代”，林月琴也想盡辦法給史家母子遞上糧票、布票，哪怕自己要省下口糧。

時間來到1987年，改革的春風吹開許多塵封檔案。林月琴聯絡了十幾位老戰友，聯名寫信給時任國家領導人的陳云，請求為陳光正名。陳云翻閱卷宗之后批示：“應實事求是，澄清是非。”同年冬天，中央正式宣布為陳光徹底平反，恢復名譽、追授榮譽勛章。

消息送到史瑞楚家時，屋里正冒著熱氣騰騰的餃子香。年過花甲的她捧著文件，眼圈紅了很久，輕輕說：“孩子，你們父親的名字，終于可以亮堂地寫出來了。”大兒子當晚寫下申請，恢復父姓。翌年春，他被分配到軍事科學院資料室工作；小兒子則留在北大讀歷史，后來專攻東北解放戰爭史，撰寫《陳光與東北戰局》一書，用學術的方式替父辯白。

有人感慨，如果沒有那臺電臺，也許陳光能成為共和國的大將；也有人說，若他能再忍一忍，終會柳暗花明。歷史沒有如果，可它會留下回聲：在烈火中逝去的軍人，終因同袍之情和后人之證，被重新寫進史冊；而他那脆弱卻倔強的家人，也終于抬起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