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殺線”爆火一個月后,美國政府終于首次作出回應。財政部長貝森特聲稱,“這是上屆政府的鍋”。
還是熟悉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透過這一說辭,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政界一以貫之的“甩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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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一名無家可歸者在美國紐約曼哈頓露宿街頭。
(一)
“斬殺線”這個詞雖然最近才火出圈,但其揭示的美國社會的生存焦慮,早就經年累月存在。美國醫療、收入、住房等基本生存保障極其脆弱,多條制度性閾值交織塑造了一個“低容錯社會”。
美聯儲調查顯示,當前約63%的美國成年人,手頭現金只夠支付400美元的緊急開支,相當于人民幣2000多元。同時,美國社會“K型經濟”特征明顯,財富兩極分化極為嚴重。處于金字塔尖的人群富可敵國,弱勢乃至中產群體則時時面臨生活被擊穿的風險,“一次小意外就可能崩盤”的殘酷現實,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直觀體現。
盡管身為世界第一強國,但美國的社會福利并不優越。比如,沒有全民醫療保障,甚至醫療體系堪稱“天價收割機”。調查顯示,約2000萬美國成年人背負醫療債務,債務總額達2200億美元。66%的個人破產與醫療支出有關,每年約為55萬人。
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發布的《年度無家可歸評估報告》顯示,2024年1月,美國單夜無家可歸者總數達771480人,為有數據記錄以來的最高值,相當于每一萬美國人中就有23人無家可歸。
誠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在《美國怎么了: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一書中所言,美國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倒退,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正因為經濟機會的消失而大規模地滑向底層。從這個意義上說,“斬殺線”一詞的爆火不是偶然,而是長期以來“美國夢”已交錯著的蛛網般的裂痕,在獲得精準命名后的一次集中爆發。
(二)
“The buck stops here”(責任到此,不能再推),美國總統杜魯門曾將之刻成桌簽,放在白宮辦公桌上。可惜,“甩鍋主義”卻儼然成了美國政治的傳統。
就美國國內政局來看,前任政府及官員隨時躺槍,聯邦政府與州政府間相互推諉,各職能部門彼此指責,交替執政的兩黨互撕成為常態。尤其是問題爆發時、民眾抗議時、救災時、選舉時,更是大型“甩鍋”現場。
這種無腦“甩鍋”的范圍,還常常超越國界。比如,美國曾暴發無數次大規模傳染病疫情,卻鮮少自省,習慣將黑鍋扣向他國,大搞“醫學種族主義”。面對無力解決的治理問題,更是熱衷“內病外治”,拼命制造“假想敵”轉移國內矛盾。
“互相指責是一項丑陋的華盛頓運動。”在許多美國政客看來,利益是自己的,責任是別人的,“責怪外人總是比照鏡子或審視自己破碎的心更容易。”美國學者曾這樣戳破“甩鍋”心態。
(三)
“甩鍋基因”為何深植于美國政治之中?
從文化上看,“甩鍋主義”源于根深蒂固的“美國例外論”。美式思維長期受西方中心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影響,尤其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帶著優越感俯視世界,以“教師爺”自居。“燈塔”決不能有錯,那問題只能源自其他國家。
從制度上看,“甩鍋”亦是美式分權制衡制度的副產品。聯邦制和選舉政治的結合,天然有利于美國對內對外轉嫁危機。
聯邦制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屬于平行關系,治權糾紛不斷。為自身及黨派利益計,二者面對好處時互相爭奪,面臨危機時則競相“甩鍋”。再者,在選戰之中,以爭取對方選民和中間搖擺選民為策略,妖魔化對方已成為黨爭的常見戰術。通過極端口號攻擊對手、販賣恐懼的政客卷到飛起,也進一步拉低了“甩鍋”底線。
以“制衡”為名的美式制度,使得沒有任何一方需要對整個政治體制和國家發展大局負責。輪流坐莊,擊鼓傳花,矛盾一直在潛滋暗長、越滾越大。
(四)
“甩鍋基因”存在已久,為何在近些年集中發作?
一方面,國際格局漸趨多元化,美國的單極霸權受到挑戰,使其產生強烈的戰略焦慮,迫切找到“替罪羊”。另一方面,美國內部問題重重,社會撕裂嚴重,兩黨內斗導致關鍵改革一再擱淺。在無力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情況下,不僅民粹政客習慣性“甩鍋”,就連溫和派政治人物也頻頻推責,因為這幾乎是攫取政治資本最便捷、最現實的方式了。
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一書中指出,反智主義常與民粹主義政治結伴。近年來,美國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反智主義也隨之甚囂塵上,二者疊加,遇事立場先行,理性分析缺位,極端政客頻出,再次加劇了甩鍋的瘋狂與離譜程度。
(五)
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甩鍋”最終傷害的,還是美國自身,特別是普通民眾。
就以流浪漢泛濫為例,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政壇的熱點話題。但兩黨討論的并非如何解決,而是將之當成黨爭工具、相互攻擊。民主黨縱容流浪漢“零元購”,共和黨就支持在華盛頓驅逐流浪漢;民主黨支持政府全額給普通人支付消費券,共和黨就利用政府停擺暫停發放食品消費券。驢象兩黨均戲精附體,冰冷的“斬殺線”也愈發嚴重。
有學者感慨:“斬殺線”就是美國的一部分,它的另一個名字叫“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圍繞生產關系的所有制度設計,皆是建立在資本私有制基礎上的。在資本眼中只有兩類人:一類是能用各種方式為資本增值貢獻價值的人,這些人暫時生活在“斬殺線”上;而無論因為什么原因跌入“斬殺線”下的,無法為資本增值的人,則是被淘汰對象。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資本對后者作出的決策并非“挽救”,而是盡快“止損”、剝離“壞賬”。政客們對“斬殺線”的“甩鍋”之中,何嘗不暗含同樣的放棄邏輯?
關于“斬殺線”的全球大討論,讓越來越多人看到,美式制度恐怕并不是國家治理與發展的最好方案。因為“為民盡責”,保護萬千普通人免受侵害,萬一跌倒了也能被某種程度“接住”而不至于粉身碎骨,才是最大的“普世價值”。
(六)
“斬殺線”仿佛一面鏡子,映照的不只是美國社會的治理困局,更是“美國夢”核心敘事的破產。
濾鏡破碎后,世界驀然發現,“美國夢”可能并非美式制度的成功,而是二戰后霸權結構、工業獨占與冷戰戰略共同澆就的歷史例外。一旦這些前提不復存在,美式制度的生命力便岌岌可危,而在其迅速下跌的過程中,將會瘋狂輸出戾氣,成為當今世界的最大亂源。
撰文:杜梨
(來源:長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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