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音樂，就是一座庇護所

毛姆曾在教人讀書的著作里寫道，“培養閱讀的習慣能夠為你筑造一座避難所”。其實音樂也是如此，在《音樂庇護：日常生活中的音樂療愈》（下文簡稱《音樂庇護》）里，音樂社會學家提亞·德諾拉用豐富的歷史資料與一手的田野數據證明：音樂同樣是維系健康、安頓心神的有效手段。

書中提出了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在療養院里合唱的橄欖球隊應援曲是一首好音樂嗎？可以與貝多芬的作曲相提并論嗎？能媲美利茲鋼琴比賽冠軍的演奏水平嗎？

問題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因為音樂具有特定的形式、標準，從審美角度與專業眼光來看，可以說非常嚴苛。但也有人認為音樂的好壞應由聽眾判斷。

一次，貝多芬的摯友埃特曼男爵夫人正經歷喪子之痛，大音樂家不敢貿然拜訪這位心碎的母親。最終，他鼓起勇氣邀請對方到家里小坐，只不過他全程未發一言，而是坐在鋼琴邊彈奏，悠揚卻不乏哀愁的樂音伴著對方的小聲啜泣??這些即興片段自然比不上堂皇富麗的交響曲，但這位母親卻發自內心地承認：他向我訴說了很多，而我為此感到欣慰。

在這個案例中，音樂遠不是用以消遣、娛樂的玩物。相反，它繞過言語，將情感凝聚到一塊。可以說，音樂變成了某種意義非凡的文化實踐。

這恰是《音樂庇護》一書的核心關切——音樂乃是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方式。

不過，音樂究竟怎樣促進幸福、它的具體機制又是如何，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音樂能在聽眾身上建立某種條件反射機制。西方音樂之父巴赫就曾指出，宗教音樂是“組織信眾”的利器。類似現象如今亦隨處可見：紅酒商家借助典雅的弦樂來刺激顧客的消費欲，公共車站使用悠揚的曲調來維持場所秩序??

但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音樂社會學家另辟蹊徑，轉而從個體角度出發，探討人們如何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展開特定的文化實踐，其中包括促進認知、創造情境乃至構建自我。

在《音樂庇護》中，一位深愛著勃拉姆斯的受訪者分享道，她覺得自己像極了樂曲里不起眼的和弦低聲部，因為“自己從不愿在聚光燈下搶風頭”。也就是說，音樂不但滲透到聽眾的意識之中，還為她的思考、實踐提供相應的模型及指南。

類似案例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人們焦慮時會選擇聽輕音樂來舒緩心情，健身教練會播放勁爆樂曲來調動氛圍??顯然，外在的文化結構與內在的個人能動性之間存在著張力。前者無法將所有意志強加于后者，后者也不能完全擺脫前者的影響。

換言之，作品并不是某種外在刺激，聽眾的狀態亦非一成不變。“音樂”只能在具體的行動中得以呈現與表達，它意味著個體與世界的直接互動。因此，探討音樂就是在探討人們如何以音樂行事。如此一來，通過學習技能、調整策略，就可以控制這種文化互動過程及其效果，操作得當的話，音樂便能促進健康、實現美好生活。可以說，音樂是一種攸關幸福的自我技術。

如今看來，以音樂行事儼然成了現代社會的生存之道，從風靡全球的降噪耳機便可見一斑。隨著錄制設備與數字技術的發展，音樂愈發變得無處不在，但這也會帶來更多的可能甚至危機。

盡管耳機仿佛為聽眾塑造了一個與世隔絕的桃源，但同時也讓人們深陷危險之中，一旦摘下耳機重返現實，人們也許將與外界變得更加疏離，德諾拉卻將這種策略稱作“逃離”。

與之相對，德諾拉提出了另一種尋求庇護的策略：重構。她認為，可以積極利用那些公開、共享的媒介及技術，與他人一道重新改造外部空間。這種改造世界的方式大到全球巡演的慈善音樂會，小到與朋友在午后分享音樂。在這種策略中，音樂照樣發揮著避難所的功能，還間接提升了聽眾利用音樂照顧自己、幫助他人的能力。長遠來看，聽眾之間相互協同，共享資源，既能促進自身幸福，也能為后人留下一個有益而幸福的世界。

《音樂庇護：日常生活中的音樂療愈》

提亞·德諾拉 著

蕭涵耀 譯

譯林出版社

原標題：《好音樂，就是一座庇護所》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肖雅文

本文作者：蕭涵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