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宏運：追思陳錫祺先生

陳先生是新中國孫中山研究的一面旗幟，他領導并推動了孫中山的研究，維護著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和尊嚴。其道德文章為學界所敬仰，堪稱楷模。我等習慣稱他為陳錫老，以表示對他的尊敬。

凡是直接受教于陳錫老，或聽過他的講演，或者讀過他的著作，或者和他談過話的學人，都不約而同地認為，陳錫老身上具有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美德，他熱愛學習，追求真理，腳踏實地，言行始終如一，總是鼓勵年輕一代勤奮地學習，把理想和行動連接在一起，為民族和國家去工作和獻身。他不發表空泛的言論，和他接觸一次，總會受到教育和啟發。

我20世紀50年代末，讀到陳錫老的《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對其產生了仰慕之情。

我第一次接觸陳錫老并聆聽他的教誨是1978年，當時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組織參加《新編中國近代史》的成員到南方參觀訪問，我們一行十余人，有東北的、山西的、河北的和平津的，組成一個團隊，我被推為團長，該書的主編苑書義為主要發言人。在廣州受到金應熙、張磊、黃彥三位同志的熱情招待和周到的安排，參觀了洪秀全、孫中山、毛澤東三位革命領袖的紀念館及眾多革命遺跡。廣東史學會在廣東社會科學研究所為我們召開了學術討論會。中心發言人苑書義發言后，有的學人提出，在近代史中，“有用路線解釋一切的現象”。會上意見分歧，陳錫老說：“鴉片戰爭時最主要是反英，現在突出路線，我懷疑。”當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從階級斗爭天天講、以路線斗爭觀察一切的思維中解放出來時，陳錫老的發言是頗有膽識的。在講到人物評價時，陳錫老講得也很中肯。陳錫老的全部話語沒有奉承之詞，也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那些語調。我們南下的成員，無不稱贊陳錫老是一位樸實的大學問家。

我第二次接觸陳錫老是1979年10月，中山大學和廣東史學會舉辦的辛亥革命學術討論會，南開的林樹惠和我應邀與會，聆聽陳錫老《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主題報告。在小組會上，一美國學者贊揚立憲派，否定革命派，引起熱烈的爭論，陳錫老及多數學者對這一觀點均持反對態度。會議期間，因林家有同志是從北京社科院回到中山大學任教的，我順便詢問他回廣州的感受，他談到廣東學界的學風，及一些名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及其學術的特長，言到陳錫老對孫中山學說有一堅定的信念。因此加重了我對陳錫老的敬佩和認識。

第三次接觸是1984年，在涿縣舉行的孫中山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日本學者狹間直樹提出孫中山和日本簽訂了11條協定，是真是假，論者出現了分歧。陳錫老以實證的方法，對照、考察了“孫文”二字的字跡，認為不像是真的，且說我國臺灣學者也不認可。不管這個協定最后怎樣判斷定論，陳錫老的考察問題的方法，是當時唯一與眾不同的。

第四次接觸是姚美良捐助中山大學創辦孫中山研究中心建成典禮時，那幾天是陳錫老最忙的日子，也是最高興的日子，他要講話，要招待姚美良先生及其家屬，要會見全國與會的一些學者。陳勝粦和林家有還安排了一次有十人左右的小型座談會，我也應邀出席。陳錫老暢談孫中山研究的現狀及研究中心發展的構想，姚美良談到他們贊助的動機和決心。眾信這種合力必然給孫中山研究以巨大的推動。陳錫老是謙謙君子，其談話增添了人們研究的信心。

1992年11月，陳錫老贈我以剛剛出版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集》(增訂本，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他的學術思想在這部書中充分地展示出來。

作為新中國研究孫中山的先驅者和領軍人，他的言行產生了諸多影響，這種影響人們難以知道在何時何地爆發出來。我想舉一例，來說明這一事實。

我的一位年輕同事鄧麗蘭，曾在翠亨村工作。他根據孫中山書信的英文資料，撰寫了頗有價值的一本書，書名《臨時大總統和他的支持者》(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年),這部書就是受到陳錫老的啟發和鼓勵而完成的。現將該書前言一大段抄錄于后：

陳錫祺先生在論及國內孫中山研究時曾說：“孫中山先生一生中有很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國或在外國占據、租借下的我國土地上度過的。他曾與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或殖民地當局的官員、企業家、報刊記者及其他各種人士打過交道，與一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人士有過聯絡，在國外華僑中更是進行了長期的活動。許多重要的記述和評論，往往只能從外國的檔案、有關人物的私人文件及外國人所辦的報刊中才能找到，在中文資料中則記載很少甚至毫無反映。我們對孫中山在國外的活動、對他與各國的關系的研究還很不深入，這不完全是因為重視得不夠的緣故，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們大多數研究者沒有條件接觸、利用收藏在外國政府機構、圖書館、博物館以及私人手中的資料。”誠哉斯言。當我有條件接觸到這批英文藏檔的時候，最先想起的就是陳老的這段話。

追思往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在充滿人文精神的歷史學中，可以找到先生的足跡。中國的文化是由一代一代人不斷傳承下來的。

原載魏宏運：《鍥齋文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