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趙匡胤向劉知遠稱臣，才懂馮道算計錢弘俶，殺張彥澤

當時那局面，真叫一個亂麻似的，契丹的鐵騎還在城外，朝廷里頭卻已經分崩離析，石重貴那把火燒了皇宮，也差不多把后晉的氣數給燒盡了，馮道這位老宰相，經歷的風浪太多，他眼睛看的早就不是一朝一夕、一家一姓的得失，他心里頭揣著的東西，叫做“道統”，是這片土地上百姓能不能喘口氣，文明能不能續下去的火種。

所以你看他跑去跟耶律德光談判，開口要“谷麥三十斛，種糧三萬斛”，聽著像是稱臣的價碼，其實里頭門道深了，這哪里是單純討要點糧食？這是在為接下來必然到來的荒年、為中原的民生留一點底子，更是用這種實在又略顯卑微的要求，來試探和穩住那位契丹之主，為真正的布局爭取時間。

馮道壓根沒想真心輔佐契丹人坐穩中原，他那雙老辣的眼睛，早就越過黃河，看向了太原的劉知遠，劉知遠這個人，有兵馬，有地盤，也在等一個名正言順的時機，但馮道不能直接把寶押上去，他得先把眼前這潭渾水攪清，特別是得把張彥澤和杜重威這兩個禍害給除了，杜重威手握二十萬大軍想當“兒皇帝”，張彥澤則是兇殘無度、進城就大肆屠戮的豺狼。

這兩人要是得了勢，中原百姓就別想有活路了，所以你看馮道和桑維翰，他們組織的那十日守城，戰死戰傷那么多兒郎，根本目的就不是為了擊退契丹——那會兒也擊退不了，他們求的是一份“體面”，是向天下、尤其是向耶律德光表明一個態度：中原可以因為力竭而屈服于強大的北國，但絕不能跪倒在自己內部那些寡廉鮮恥、殘民以逞的叛將腳下。

桑維翰的死，是悲壯的一步棋，他砸印信、燒戶冊，痛罵張彥澤，就是求一個轟轟烈烈的死，用自己身為高官的血，來凸顯張彥澤的惡，來點燃朝野的共憤，張彥澤隨后的大索三日，上萬人殞命，連有善行的楚國夫人丁氏都遭凌辱殺害，更是把這種惡推到了頂點，民怨已經沸騰，但還需要一把火，一把能燒到耶律德光眼前、讓他不得不正視的火，這時候，年輕的吳越王子錢弘俶，就成了馮道棋盤上一顆看似意外、實則巧妙的關鍵棋子。

錢弘俶那年才十七歲，來自相對安穩富庶的吳越國，身上還帶著未經世事的理想與血性，他親眼目睹了亂世的慘狀，內心受到極大沖擊，馮道正是看準了這一點，當錢弘俶憤怒地質問馮道為何要迎契丹入城時，馮道那些沉痛而現實的話語，一方面是在陳述無奈，另一方面何嘗不是一種激將？他把殘酷的真相剝開給這個少年看，也把一種無聲的期望傳遞了過去，果然，在張彥澤設宴無人敢去的僵局下，錢弘俶出手了，他那一刀，刺向張彥澤，也刺破了當時壓抑僵死的局面，這一刀，不是為了當場殺死張彥澤（事實上也沒殺死），它的意義在于表態，在于宣告。

這一刀，代表著外來藩國勢力（吳越）對張彥澤的極度厭惡，連同之前桑維翰代表的官員階層的以死抗爭，以及楚國夫人遇害所激起的民間哀痛，三股力量——官、民、藩鎮——的不滿都齊了，全都集中在了張彥澤身上，這下，耶律德光就不得不仔細掂量了，他自稱中原正統之主，就不能只依靠武力，還得考慮人心向背，考慮統治的基礎，如果繼續庇護這樣一個天怒人怨的劊子手，他的統治合法性從何談起？

馮道正是通過錢弘俶這一刀，把“必須殺張彥澤以平民憤、安人心”的議題，硬生生塞到了耶律德光面前，逼他做出選擇，錢弘俶的“天真”和血性，在這盤老謀深算的棋局里，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趙匡胤的抉擇，則是這條邏輯鏈的進一步延伸和夯實，他親身參與了那絕望的十日守城，見證了父親趙弘殷的堅守，也看透了朝廷的無能與張彥澤的暴虐，當城池已破，后晉已亡，一個有志氣的年輕將領，怎么可能去效忠契丹或者投靠張彥澤之流？他北投劉知遠，是亂世中一個軍人最自然也是最清醒的選擇。

他的離開，不僅是為自己尋出路，更是用行動為“中原正統”的未來投下一票，當郭威詢問他大殿刺殺詳情時，趙匡胤那句“想動手的人很多”，看似平淡，卻力有千鈞，徹底坐實了張彥澤已眾叛親離、人神共憤，這句話通過郭威傳到劉知遠耳中，無疑是一劑強心針，讓劉知遠更加確信，出手收拾山河、重建秩序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郭榮在其中扮演了穿針引線的角色，他理解馮道的深意，也看到了錢弘俶行動的價值，更清楚趙匡胤這樣的將才對于未來事業的重要性，他的三個請求——救錢弘俶、拖耶律德光、阻杜重威——每一條都緊扣馮道全局謀劃的關鍵節點，而馮道那句“你愿意為天下黎庶去死嗎”的靈魂拷問，則是將一種超越個人生死、家族利益的宏大責任，提前植入了這位未來后周之主的內心，郭榮的堅定回答，標志著他從一名尋求明主的青年，開始向胸懷天下的領導者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