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摒棄歷史糾葛，支援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中國應該摒棄歷史糾葛，支援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應對朝鮮施以制裁以取悅美日”，這些令人瞠目的言論，竟然出自我國知名軍事專家殷弘之口。
這些聽起來像是“反向操作”的話，竟然出自中國國際關系領域的資深教授時殷弘之口，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這個中美關系膠著、亞洲格局復雜的當下，這些觀點為何能引發如此大的爭議？時殷弘到底在想什么？
時殷弘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曾擔任國務院參事，長期在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任教。
他的觀點向來以“現實主義”著稱，但這次，他的“現實”讓不少人聽得一頭霧水。
他建議中國應停止對日本歷史問題的持續追責，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理由是“放下恩怨，有利大局”。
他不是不知道中日之間那段沉重的歷史，而是主張“歷史歸歷史，現實看利益”，認為日本政府目前的道歉態度“已經差不多”，繼續糾纏歷史問題只會讓中日關系原地打轉。
他指出，中國如果能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對日本一視同仁”，反而能在中美博弈中贏得籌碼。
網友質疑：難道我們幾十年的堅持都白費了？讓一個曾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進常任理事國，是不是對歷史的不尊重？
但在時殷弘看來，這恰恰是一種戰略騰挪，他認為中國在對美外交的空間有限，而中日關系還有“可操作空間”。
如果通過改善中日關系，來削弱美日同盟的黏合度，這將是一次“曲線破局”。
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他對朝鮮的態度，時殷弘反復強調，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其實有限，不能總把朝鮮當作“戰略緩沖區”，更不能一味袒護。
他說，中國要在執行聯合國制裁決議上“態度更明確”，甚至可以“適當加強”力度，以換取美日韓在半島局勢上的讓步。
他還直言，制裁雖然不能完全阻止朝鮮核開發，但可以作為一種“談判籌碼”，讓中國在半島博弈中站得更穩。
不少人解讀為：時殷弘是在暗示，中國可以“犧牲部分對朝關系”，來換取與美日的戰略合作。
這在當前美日韓三邊同盟加速成型的背景下，確實是一種“現實主義下的交換邏輯”。
時殷弘的這些觀點并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建立在他一貫的國際戰略判斷上。
他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是中美結構性對抗短期內難解的局面，而改善中日關系，可以為中國贏得更多回旋余地。
他的邏輯簡單粗暴：在中美之間找突破口不容易，不如繞個彎，從中日入手。
這種看似“曲線救國”的策略，在學術層面有其道理，但在輿論場上，卻宛如一記重拳。
中國民眾對日本歷史問題的記憶極深，尤其是在當前日本政壇右翼勢力頻頻否認歷史的背景下，說“就這樣算了”顯然不容易被接受。
更別說，讓中國出面支持日本進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很多人看來簡直是“自斷根基”。
而對朝鮮問題，中國民間輿論也不乏“兄弟情誼”的傳統認知，時殷弘的“制裁換空間”思路，等于是在挑戰這種傳統認知。
這就牽扯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國際關系的思維，是否可以完全不考慮公眾情緒？學者的戰略建議，是否需要顧及社會的情感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時殷弘并不是孤聲。近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聲音越來越多樣。
以清華大學的閻學通為代表的一批“新現實主義者”，也強調國家利益優先，主張靈活處理歷史與意識形態問題。
年輕一代學者，如李巍等，則更關注結構性戰略轉型與全球秩序重構。
老一輩學者經歷過冷戰和中蘇對抗，很多觀點更強調穩定與戰略緩沖；而新一代學者成長于全球化背景下，更多強調體系博弈和利益交換。
時殷弘此次引發的爭議，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學術界正在經歷的“觀點碰撞期”。
很多人擔心：時殷弘這么說，是不是意味著中國要改政策了？答案是否定的。
中國在對日、對朝政策上，始終堅持歷史原則與現實利益并重。
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外交部也多次表態，支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但對日本是否入常，始終持保留態度。
在朝鮮問題上，中國也堅持“雙暫停”與“對話優先”的立場，強調半島無核化目標不變。
這說明，時殷弘的觀點雖有戰略思維支撐，但距離國家政策還有一段距離，他的發言更像是一次“學術試探”，看能否在國內外引發新的戰略思考。
如果把時殷弘的觀點簡單貼上“親日”或“親美”的標簽，那就低估了國際戰略的復雜性。
他不是要“認輸”，也不是“投靠”，而是在提醒：中國不能被情緒左右戰略判斷。
他提出的“不再糾纏歷史”“對朝適度施壓”，不是為了迎合誰，而是一種戰略上的“以退為進”。
只不過，這種策略是否可行，是否符合中國的大國定位和民眾認知，還需要更多的討論和思辨。
時殷弘的發言固然“驚人”，但也提醒我們，國際戰略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題，它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
學術界有爭論，是好事；輿論場有情緒，也無可厚非，但如何在戰略利益與歷史記憶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現實主義與民族情感之間找到路，這是中國作為崛起大國必須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