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剛開春,武漢這地界兒出了樁怪事,怪到讓人不敢信。
為了安排反特務、防破壞的急活兒,地下黨把一幫碼頭和鐵路上的硬漢湊到了硚口油榨廠,就在51號那個不起眼的木屋里開碰頭會。
按理說,這種掉腦袋的秘密聚會,門口站崗的肯定是自己人。
可這回邪門了,在外頭提著槍、瞪著眼警戒的,居然是死對頭——國民黨中統漢口站的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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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兒聽著像耗子給貓當伴娘,找死。
可這幫特務還真就沒抓人,反倒成了最盡職的保安。
在幕后把這盤棋下成這樣的,就是當時的中統漢口站“一把手”朱彬。
一個手上有人命案底的老牌特務,咋就心甘情愿給地下黨看家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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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哪是突然良心發現,分明是一場關乎生死的賭局。
朱彬那會兒面臨的處境,說白了就是死路一條。
淮海那邊仗打完了,國民黨這艘破船算是沉定了。
朱彬扒拉著算盤,怎么算都是個賠本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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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條路:跟中統撤臺灣。
這條路堵死了。
老娘歲數大了,媳婦挺著大肚子,全家都在這兒拴著。
再說他也不是嫡系圈子里的人,去了那邊也就是個填戰壕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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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路:留在武漢硬頂。
白崇禧嘴上喊著“十殺令”兇得很,可誰心里沒數?
解放軍過江就是分分鐘的事。
作為中統站長,一旦城破了,他肯定是頭號被清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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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要么吃槍子兒,要么把牢底坐穿。
走不脫,留不得。
朱彬那陣子愁得整宿睡不著,只能把自己泡在酒缸里。
一直熬到大年初三,他硬著頭皮去敲了一個人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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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叫徐行,明面上是他的頂頭上司兼老鐵,中統華中區辦事處執行組的副組長。
可朱彬做夢也想不到,這哥們的底色是紅的——正兒八經的地下黨。
酒過三巡,徐行把朱彬單扣下了。
屋里這就倆人,徐行冷不丁拋出一句:“外頭亂成這樣,你以后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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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苦著臉:“想走走不了,想留不敢留。”
徐行接著話茬,語氣變得意味深長:“事在人為嘛,真不想走,活路還是有的。”
這話一進耳朵,朱彬沒覺得寬心,反倒嚇出一身冷汗。
干特務這行的,嗅覺靈得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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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突然勸你別撤,這擺明了是兩個坑:要么是在釣魚執法,要么就是想策反。
朱彬的手順著褲縫就摸進了兜里,死死攥住了那把早就頂上火的槍。
只要徐行下面那句話不對味,或者門外稍微有點動靜,他絕對先下手為強。
徐行是老江湖,一眼就看穿了朱彬那點緊繃的神經。
他屁股都沒挪窩,只是隨手扭開了收音機,把指針撥到了一個誰聽誰掉腦袋的頻率——解放區河北廣播電臺。
廣播里正喊話呢:只要放下槍,棄暗投明,就有好日子過。
這哪是廣播啊,這是徐行攤在桌上的底牌。
他在告訴朱彬:我沒給你下套,我是給你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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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步棋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要是朱彬是個死硬派,徐行當晚就得血濺五步。
朱彬插在兜里的手,慢慢松開了。
賬算明白了:徐行既然敢亮底牌,說明這條道能走通。
跟著白崇禧那是給棺材板釘釘子,不如搏一把,興許還能見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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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清早六點,在徐行家里,朱彬見到了地下黨那邊的負責人靳彥俊(化名金耀宗)。
打這會兒起,中統頭子朱彬,搖身一變成了自己人。
但這事兒光靠嘴皮子不行,干情報的講究個“投名狀”。
朱彬心里跟明鏡似的,自己以前手黑殺過革命黨,欠了一屁股血債。
想以后不挨槍子兒,甚至弄個寬大處理,得拿出真金白銀的誠意。
他的第一招,就是把手里的權給用了個底掉。
那時候武漢實行宵禁,晚上10點到早上6點誰走抓誰。
這對地下黨晚上辦事是個大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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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彬二話不說,拿出了一摞中統漢口站的“調查證”。
這玩意兒好使,不光能橫著走,還能掛槍。
他一口氣簽了40多張空白的,把公章、鋼印、私章一股腦全塞給了靳彥俊。
這筆賬他是這么盤算的:既然反正反水了,就別藏著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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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一張是死罪,給四十張也是死罪。
索性給個痛快,讓地下黨看看他的決心。
后來一看,這些證件在護送地下黨往返武漢、長沙、信陽的路上,真起了救命的作用。
可朱彬覺得這籌碼還不夠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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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初,更驚險的來了。
中統那個叫吳慕風的大頭目開會,透了個底:警備司令部弄了個黑名單,打算臨跑路前把武漢的地下黨這幫人一鍋端了。
會開完,朱彬干了件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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