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兩位英國學者重走長征欲糾錯，走完才知道自己錯的多離譜

2002年秋天，有兩個英國人干了件轟動的事。

他倆背著GPS，非要用腳去驗證“長征二萬五千里”，說這是“歷史錯誤”。

這一路，他倆咬著牙走了384天。

最后測出個打對折的數字，還在西方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

那時候，他們覺得自己用“科學”戳破了傳奇。

直到看完那半截皮帶，聽完那些紅軍的故事，才明白自己錯得有多離譜。

01

這兩個英國人，一個叫李愛德，是學歷史的博士；一個叫馬普安，是做新聞的碩士。

倆人在北京待了好幾年，工作穩定，收入也不低，日子過得挺舒坦。

2002年的一天，他倆突然腦子一熱，冒出個念頭：重走紅軍長征路。

這可不是一時興起，背后各有各的心思。

李愛德研究中國近代史，對長征這段歷史特別著迷，總想親自去走走。

馬普安是記者，職業敏感告訴他，這事兒肯定能搞出大動靜，不愁沒熱度。

倆人湊一塊兒合計了半天，拍板決定來真的。

不坐車、不走捷徑，完完全全跟著紅一方面軍的路線，從江西于都走到陜西吳起。

消息一傳出去，身邊的人都覺得他倆瘋了。

這可是一萬多公里的路，全是翻山越嶺，風餐露宿，搞不好連命都得搭進去。

可李愛德和馬普安鐵了心，誰勸都沒用。

他倆干脆辭了工作，掏空了積蓄，還找銀行貸了款。

為了這次長征，倆人前前后后準備了3萬美元經費，換算成當時的錢，可不是個小數目。

最關鍵的是，他倆帶了一臺GPS定位儀。

2002年的時候，這玩意兒還挺稀罕，定位精度在當時算是頂尖的。

李愛德說得很直白，他就是要用現代科技，測測長征的真實距離到底是多少。

在他倆眼里，所謂的“二萬五千里”，說不定就是個夸大的數字。

02

出發之前，倆人給自己定了三條鐵律，發誓必須嚴格遵守。

第一條，絕不坐車，除非遇到危及生命的緊急情況，事后還得回到坐車的起點，把落下的路補上。

第二條，不走回頭路，全程跟著紅軍當年的行進方向，一直往前沖。

第三條，每天必須用GPS記錄路線和里程，這是整個計劃的核心，半點不能馬虎。

一切準備就緒，2002年10月16日一大早，倆人背著20公斤重的背包，從江西于都正式出發了。

頭幾天，倆人還挺興奮，新鮮感十足。

沿途的風景不錯，老百姓也特別熱情，看見兩個老外徒步旅行，都圍過來打招呼，覺得挺新鮮。

可這份新鮮感，沒持續到一個星期就沒了。

各種各樣的問題，開始接連冒出來。

馬普安本身就有慢性胃病，壓根不適合這種高強度的徒步。

走到第十天的時候，他突然開始拉肚子，一天跑十幾趟廁所，整個人都快虛脫了。

李愛德也好不到哪兒去。

水土不服加上飲食不規律，他也跟著腹瀉，最嚴重的時候，連續拉了4天，人都脫水了，站都站不穩。

倆人雖然遭罪，但都咬著牙硬扛。

看著GPS上的數字一天天往上跳，他倆就覺得，所有的苦都沒白受。

03

一路磕磕絆絆走到貴州，馬普安徹底撐不住了。

他的胃病突然急性發作，疼得在地上打滾，渾身冒冷汗，連話都說不出來。

李愛德嚇壞了，趕緊放下背包，攙扶著他，往最近的醫院跑。

醫生檢查完之后，嚴肅地說，必須住院治療，至少得休息一個月，絕對不能再高強度徒步了。

馬普安躺在病床上，看著窗外，眼淚都快下來了。

這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自己就倒在了半路上，后面的路還怎么走？

李愛德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先安心養病，自己一個人繼續往前走。

等他身體好了，再趕過來追上自己。

就這樣，李愛德收拾好行囊，獨自踏上了剩下的路程。

一個人走，沒人打擾，反而更自由，行進速度也快了不少。

李愛德加快了步伐，平均每天能走70多里路，腳步不停歇地往前趕。

他手里的GPS，從來沒停過工作，一直不停地記錄著路線和數據。

每天晚上扎營之后，他都會認真核對當天的路線，把里程詳細記錄下來，一點都不馬虎。

走到大渡河的時候，李愛德特意停下來，找了當地的一位老人打聽情況。

老人告訴他，1935年紅軍過大渡河的時候，情況兇險得很，國民黨的飛機在天上盤旋轟炸，對岸還有重兵把守，子彈像雨點一樣打過來。

李愛德站在河邊，看著眼前平靜的水面，心里滿是疑惑。

他實在想象不出來，七十多年前，在這樣的絕境里，紅軍是怎么沖過去的。

04

三個月后，馬普安終于出院了。

他在北京休養了一段時間，等身體完全恢復之后，立馬動身，趕去追趕李愛德。

倆人最終在四川會合，見面的那一刻，馬普安差點沒認出李愛德。

眼前的李愛德，瘦了一大圈，皮膚被曬得黝黑，滿臉胡子拉碴，穿著沾滿泥土的衣服，活脫脫一個流浪漢。

不過，李愛德的精神狀態卻很好，眼里滿是疲憊，但更多的是堅定。

他拿出這三個月記錄的數據，給馬普安看。

GPS記錄顯示，這三個月里，他已經走了3000多公里，路程不算短了。

馬普安接過GPS，仔細看了看上面的數據，心里默默盤算起來。

按這個速度走下去，走完全程大概也就6000公里出頭，連一萬公里都不到。

這個數字，和官方說的“二萬五千里”（也就是12500公里），差了將近一半。

倆人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里看到了驚喜和激動。

他倆覺得，自己可能發現了一個不得了的大秘密，說不定能顛覆所有人對長征的認知。

從那以后，倆人更加堅定了信念，覺得自己的“科學測量”，一定能揭開所謂的“歷史真相”。

05

時間一晃到了2003年秋天，倆人翻越了最后一座高山，進入了整個長征路上最危險的一段——草地。

這段路，是長征中最艱苦、最考驗人的地方，稍有不慎就會喪命。

草地看起來平坦開闊，可底下全是沼澤，一腳踩下去，一不小心就會陷進去，越掙扎陷得越深，最后被活活吞沒。

李愛德和馬普安不敢大意，走得小心翼翼，每一步都格外謹慎。

他倆專門找了當地的藏族向導帶路，向導的經驗豐富，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碰。

向導告訴他倆，1935年紅軍過草地的時候，這里比現在還要危險，到處都是爛泥塘，連牲口都不愿意往這兒走。

當年紅軍過草地，很多戰士就是不小心陷進沼澤里，再也沒能出來，永遠留在了這片草地上。

倆人聽了向導的話，心里挺不是滋味，有些沉重。

但即便如此，他倆還是嚴格按照GPS的指引，選擇最短、最直的路線前進，絲毫沒有變通。

整個草地，他倆走了整整15天。

這15天里，倆人沒洗過一次澡，渾身沾滿了泥土和草屑，散發著一股牦牛的腥臭味，自己都覺得難聞。

每天晚上，他倆就裹著睡袋，直接躺在草地上，抬頭看著滿天的星星，勉強入睡。

有一次，馬普安忍不住感慨，要是沒有GPS，他倆早就在這片茫茫草地里迷路了，根本走不出來。

李愛德點了點頭，心里也清楚，現代科技給了他們巨大的優勢。

他想起，1935年的紅軍，沒有GPS，沒有詳細的地圖，只能靠羅盤和老祖宗傳下來的經驗判斷方向，難度可想而知。

可即便如此，他還是堅信，GPS給出的數據是客觀的、科學的，不會有錯。

在他眼里，數字是不會騙人的，這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06

2003年11月，歷經384個日夜的艱難跋涉，李愛德和馬普安終于走到了終點——陜西吳起鎮。

站在終點的那一刻，倆人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眼淚在眼眶里打轉。

384天，風風雨雨，起早貪黑，他們真的走完了這段漫長的路程。

根據GPS的記錄，他倆全程走了6100多公里，這個數字，他們記得清清楚楚。

李愛德把所有的數據匯總整理之后，得出了一個精確的數字：6187公里，也就是12374里。

這個數字，比官方記載的“二萬五千里”，整整少了一萬多里，幾乎打了對折。

幾天后，倆人接受了西方媒體的采訪，把這個“重大發現”公之于眾。

記者追問他們，測出的距離和中國官方的數據差這么多，到底該怎么解釋。

李愛德信心十足地說，他們用的是GPS，點對點直線測量，這是最科學的方法，他們走的就是紅軍當年的路線，數據絕對不會錯。

馬普安也在一旁補充，直言長征根本不是二萬五千里，頂多也就一萬二到一萬三千里，沒那么長。

這話一出，現場的記者們都興奮了，立馬捕捉到了大新聞的亮點。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全是關于這件事的報道。

“不那么長的長征”“中國的長征沒有那么長”“二萬五千里是政治宣傳”，各種各樣的標題，看得人眼花繚亂。

短短一個星期，全世界的報紙上，就出現了100多篇相關報道，這件事徹底引爆了輿論。

還有一家印度報紙，特意調侃說，接下來是不是還要說“不那么長的長城”？

一時間，李愛德和馬普安成了全球焦點人物，走到哪兒都有人關注。

他倆也沾沾自喜，覺得自己用科學的方法，揭開了歷史的真相。

GPS上那串冰冷的數字，在他們眼里，就是最有力的證據，誰也反駁不了。

可他倆萬萬沒想到，這個所謂的“科學結論”，其實忽略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讓他們后來徹底打臉。

07

2004年，中國的黨史研究專家，拿到了李愛德和馬普安的路線圖。

專家們仔細核對之后，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這兩個英國人走的路線，和紅軍當年的實際路線，差別大得嚇人，壓根不是一回事。

最明顯的差距，就是四渡赤水那一段。

1935年1月到4月，紅軍在貴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處，來回打轉了整整三個月。

這三個月里，紅軍走過了110個地方，輾轉騰挪，聲東擊西，忽南忽北，把國民黨的軍隊耍得團團轉，這也是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經典戰術。

可再看李愛德和馬普安，他倆在同樣的區域，只走過44個地方，連紅軍的一半都不到。

為啥會差這么多？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倆全程靠GPS導航。

GPS只會規劃點對點的直線路徑，從A點到B點，再從B點到C點，從來不繞彎子，怎么近怎么來。

可紅軍當年能這么走嗎？根本不可能。

紅軍走的是戰爭中的行軍路線，前面有敵人堵截，后面有敵人追擊，兩邊還有敵人包抄。

為了避開敵人的鋒芒，為了保存實力，紅軍必須不斷迂回、佯攻、撤退，走大量的回頭路、冤枉路，根本不可能走直線。

說白了，他倆走的是和平年代的“旅游路線”，而紅軍走的是槍林彈雨中的“求生路線”，壓根沒有可比性。

08

除了路線迂回的問題，還有一個更要命的差距，就是路的選擇。

李愛德和馬普安走的路，基本都是大路、公路，甚至有些地方還走了高速公路。

GPS導航系統，本來就會自動選擇最優路線，這些路平坦好走，省力氣也省時間。

可1935年的紅軍，走的是什么路？全是小路、山路，甚至是根本沒有路的原始森林。

那時候，紅軍連一張詳細的地圖都沒有，只能憑著老鄉的指引，憑著自己的經驗，在崇山峻嶺中摸索前進。

走錯路、走冤枉路，對紅軍來說，就是家常便飯，早就習以為常了。

就說過大渡河之后，紅軍要穿越泡通崗的原始森林，那段路的艱難，常人根本無法想象。

那片林子里，根本沒有路，參天大樹遮天蔽日，連太陽都見不到，白天也像晚上一樣昏暗。

要是遇上雨天，地面全是泥濘，一腳下去，鞋子都拔不出來，根本邁不開步。

僅僅是18里高的山，紅軍就走了整整兩天，可見難度有多大。

當時，周恩來還是紅軍的副主席，夜里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靠在樹上休息，根本沒法合眼。

紅九軍團的司令部參謀林偉，在他的《長征日記》里明確記錄，他們當年走的那條線路，總里程超過了三萬里，比二萬五千里還要多。

可李愛德和馬普安呢？他們壓根就沒走泡通崗的原始森林，而是走了平坦的二郎山公路，全程順風順水。

連最危險、最艱難的路段都沒走，測出的距離，又怎么可能準確？

09

更關鍵的一點是，GPS測出的6000多公里，只是平面上的直線距離。

可長征路上，全是高山峽谷、丘陵草地，地形起伏很大，坡度變化也劇烈。

這些在平面地圖上看不出來的因素，會讓實際行程，遠遠超過直線距離。

2005年，中國的測繪部門專門做了一次精準測算，就是為了還原長征的真實里程。

工作人員找到了當年紅一軍團的行軍里程表，按照表上記載的每一個地點，在1:10萬的地形圖上，逐一進行測量。

為了保證數據的準確性，他們還根據不同的地形坡度，給平面距離乘上了相應的系數，最大限度還原真實路況。

最后的測算結果出來了：紅一軍團直屬隊的行軍里程，是9249.5公里，也就是18499里。

大家可別小看這個數字，這只是軍團直屬隊的里程。

直屬隊主要負責后勤、通訊、保障工作，走的是相對簡單、安全的路線，不用頻繁作戰、迂回。

而那些一線的作戰部隊，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們要提前偵察路況，要四處籌糧，要和敵人打仗，要做群眾工作，還要掩護大部隊前進，走的路，比直屬隊多得多。

蕭鋒將軍的長征日記里就有記錄，他所在的紅一軍團，平均每天行軍81.3里（約40.6公里）。

而且，這還只是有記錄的日子，那些因為作戰、迷路等原因，沒有記錄的行程，還沒算進去。

這么一算下來，紅軍當年走二萬五千里，完全是真實可信的，甚至可能比這個數字還要多。

10

2005年，李愛德和馬普安出版了兩本書，一本叫《兩個人的長征》，還有一本是《紅色之旅——384天重走長征路》畫冊。

書里，他倆詳細記錄了這384天里的所見所聞，還有一路上的各種經歷。

為了寫這本書，他倆采訪了11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還采訪了107位當年的見證人，收集了100多個老百姓口中的紅軍故事。

正是這些故事，讓他倆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徹底改變了之前的想法。

有位老人告訴他們，1935年紅軍過草地的時候，糧食早就吃完了，很多戰士實在餓極了，就吃路邊的野草、毒草，最后活活毒死了。

還有的戰士，不小心陷進沼澤里，戰友們拼命想去救，結果自己也陷了進去，最后兩個人一起犧牲在沼澤里，再也沒能出來。

另一位老紅軍回憶說，長征路上，他所在的班，一開始有12個兄弟，大家互相扶持，并肩作戰。

可走到陜北的時候，班里只剩下3個人，其他9個兄弟，都永遠留在了長征路上。

除了這些故事，最讓他倆震撼的，是在博物館里看到的半截皮帶。

這條皮帶，是當年一位紅軍戰士留下的，背后藏著一段讓人淚目的故事。

過草地的時候，部隊斷糧斷得厲害，戰士們實在沒東西吃，就把身上的皮帶解下來，煮了充饑。

這位戰士舍不得把皮帶全吃完，就留下了半截，還在上面刻了“長征記”三個字，以此紀念這段艱難的歲月。

看到這半截皮帶，上面還留著當年用刀切割的痕跡，李愛德沉默了很久，一句話也沒說。

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長征的意義，從來都不在于走了多少公里，不在于里程的長短。

那些冰冷的數字，根本無法衡量長征的偉大，無法體現紅軍的堅韌和勇敢。

11

在《兩個人的長征》這本書的結尾，李愛德和馬普安寫下了一段近乎道歉的反思，坦誠了自己的錯誤。

他倆承認，長征是一首壯麗的史詩，英勇、犧牲和忍耐，貫穿了整個長征的全過程。

相比于紅軍取得的成就，相比于長征在歷史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距離問題，其實根本無足輕重。

他倆還感慨，當年紅軍走過的，全是窮山惡水和不毛之地，到處都是絕境。

可如今，那些地方都建起了熱鬧、繁榮的城鎮，老百姓的日子過得越來越好，重走長征路，讓他們真正認識了一個真實的中國。

他倆坦誠，自己測出的6000多公里，根本不能否定“二萬五千里”這個數字。

因為這個數字，不是憑空捏造的，而是用無數紅軍戰士的鮮血和信念，一點點鑄就的，是刻在歷史豐碑上的，永遠無法磨滅。

他倆走的，只是一條相對平坦的紀念路線，有GPS導航，有充足的物資，有救援保障，不用面對槍林彈雨，不用挨餓受凍。

可紅軍當年走的，是一條用鮮血和生命鋪就的戰爭之路，每一步都充滿了危險，每一步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

GPS可以精準測量距離，卻測不出戰爭的殘酷，測不出紅軍當年面臨的絕境。

GPS可以準確記錄坐標，卻記錄不了那些倒在路上的紅軍戰士，記錄不了他們的犧牲和奉獻。

GPS可以精確計算里程，卻計算不出紅軍心中的信念，計算不出那種不畏艱難、永不放棄的精神力量。

二萬五千里，從來都不是地圖上的直線距離，不是冰冷的數字。

它是紅軍在刀尖上跳舞，在夾縫中求生，用一步步血腳印，在絕境中踩出來的希望之路。

它是一種精神的象征，是刻在中國人骨子里的堅韌，這種力量，永遠無法用數字衡量，永遠值得后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