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鄂豫邊區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里，發生過一樁讓十里八鄉的老百姓既驚掉下巴，又拍手叫好的奇事。
這事兒的中心人物叫吳先籌，當時在紅軍第三大隊當黨代表。
而被他拉出去槍斃的那位，名叫吳維鑒。
光看這就差一個字的名字，你大概也能猜到，這倆人沾親帶故。
一點沒錯，吳維鑒正是吳先籌的親四叔。
事情剛發生那會兒，好些人只看到了表面的熱鬧，覺得這是為了公道“六親不認”。
可要是把鏡頭拉回到1928年7月，你會發現，那一記槍聲，實際上是一支由泥腿子組成的武裝，向正規鐵軍轉型時發出的痛苦撕裂聲。
那會兒，擺在這支隊伍面前的是一道要把人逼瘋的選擇題：是顧全宗族里的面子情分，還是死守革命的鐵血紀律？
這筆賬，吳先籌心里跟明鏡似的。
要是不殺這個親叔叔，會有啥后果？
那時候，第三大隊接了個死命令，要抓捕這一帶最大的毒瘤——“清鄉團”的大頭目方曉亭。
這家伙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吳先籌領著二三十號弟兄，趁著黑夜摸進了方曉亭的老窩鄭邊村。
按說，這次行動神不知鬼不覺，本來是十拿九穩的事。
誰知道最后竟撲了個空。
方曉亭早就腳底抹油，溜了。
風聲是怎么走漏的？
大家伙兒查來查去，最后線索全指向了吳先籌的四叔吳維鑒。
原來，那天晚上吳先籌帶兵路過家門口，偏巧被這位四叔撞見了。
這位好四叔轉頭就把親侄子的行蹤賣給了方曉亭，讓這個壞種逃出生天。
這下子，擺在吳先籌面前的路就剩兩條了。
頭一條路，那是親叔叔，罵一頓，哪怕關幾天禁閉，畢竟血脈相連，那是看著自己長大的長輩。
第二條路，按軍法辦事，殺人償命。
要是換了一般的綠林好漢，多半就選第一條路了。
畢竟在農村那個熟人圈子里，宗族關系大過天。
親手斃了叔叔，以后死后怎么去見列祖列宗？
可吳先籌選了第二條路。
他二話沒說，當場把吳維鑒綁了，直接執行槍決。
這槍聲一響，在這個偏僻山村里炸開的不光是硝煙，更是一條嶄新的規矩。
它給所有人——不管你是拿槍的戰士還是種地的百姓——都提了個醒：在這支隊伍里，革命的規矩比宗族的血緣大。
誰要是敢當叛徒，哪怕你是親叔叔，腦袋也得搬家。
這種狠勁兒，在當時那個亂糟糟的環境下，其實是一種極其難得的“清醒”。
同樣有著這種清醒頭腦的，還有當時的紫云區委書記，吳煥先。
如果說吳先籌解決的是“聽話”的問題，那吳煥先要解決的，則是更要命的“活下去”的問題。
1928年7月，工農革命軍第七軍剛搖身一變，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
聽著番號挺嚇人，又是軍又是師的，其實家底兒怎么樣呢？
滿打滿算一百二十幾號人，分成了四個大隊。
就這點人馬，這點破槍，面對像方曉亭這樣兇狠的對手，甚至還要硬剛裝備精良的國民黨正規軍，能不能活過明天都成問題。
吳煥先心里是有本明白賬的。
正趕上這時候，黃麻起義失敗后躲在天臺山養傷的吳先恩一伙人，剛剛摸回箭場河。
這對從小光屁股長大的伙伴一見面，根本沒有那種“勝利會師”的喜慶勁兒，反倒滿屋子都是血腥氣。
吳煥先見面的頭一句話就是：“先恩，把眼淚憋回去！
告訴你個鉆心的壞消息，你家里…
其實不用他說，吳先恩早知道了。
這一帶被方曉亭禍害得不輕，他們兩家都遭了殃。
吳先恩一邊抹著眼淚，一邊把胸脯拍得啪啪響：“你說過革命不怕死，怕死不干革命。
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跟他們干到底！
七哥，你指哪我打哪！”
這時候，如果吳煥先是個只知道逞匹夫之勇的指揮官，他八成會喊：“好兄弟，抄家伙，咱們去找方曉亭拼命！”
但吳煥先沒這么干。
他反倒給吳先恩和另一個叫吳先定的同志，派了個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活兒——“下趟江南”。
這一趟不光路遠得要命，還費錢。
吳煥先把自己好不容易湊來的一些銀元，連帶之前送給吳先恩他們養傷沒花完的五十塊大洋，一股腦全掏了出來做路費。
當時隊伍窮得叮當響，一百多號人吃飯穿衣都成問題，還要花重金派兩個人出遠門，這買賣劃算嗎？
吳煥先覺得太劃算了。
因為他要讓吳先恩去辦兩件大事。
第一件，買子彈。
這好懂，槍里沒子彈那就是根燒火棍。
第二件，才是重頭戲——去找蔡申熙。
為啥非找蔡申熙不可？
吳煥先說了一句特透徹的大實話：“咱們這兩年隊伍是拉起來了，也有了百十條槍，但眼下的情況是，咱們必須得找幾個懂帶兵的行家，真正能指揮打仗的高手！”
這就是吳煥先的高明地兒。
他自己拉起了隊伍，說話也有分量，但他清楚自個兒的短板——他是搞農民運動起家的，打打游擊還湊合，真要指揮大兵團作戰，跟敵人的正規軍硬碰硬，光靠不怕死是沒用的，必須得有科班出身的軍事人才。
他打聽到蔡申熙是黃埔一期的高材生，北伐那會兒就當過團長，那是正兒八經的學院派，當時正在湖北新陽、江西德安那一帶拉隊伍。
把這么一位“黃埔系”猛將請到大別山來，這支一百多人的農民武裝，才有可能脫胎換骨。
為了這個長遠打算，吳煥先寧可先把眼前的血海深仇壓一壓，寧可花光兜里最后的鋼镚兒，也要把人請回來。
這就叫戰略眼光。
同樣是“下江南”，在那個年頭，不同的人走出了截然不同的道兒。
那時候當地有個說法，人要是被逼得沒活路了，就像山東人闖關東似的，往長江南邊跑，圖個活命。
這也叫“下江南”。
吳煥先的四弟吳書先，從方曉亭刀口下撿回一條命后，就是跟著大伯父吳維干，走了這條道。
大伯父吳維干是個苦命人，就因為掏錢資助吳煥先辦了“紅學”（也就是搞革命教育），被扣了個聚眾造反的屎盆子，被方曉亭逼得在老家待不下去，只能背井離鄉。
最后這把老骨頭扔在了千里之外，病死在他鄉。
這種“下江南”，是被逼無奈，是逃難，是求生。
而吳煥先派吳先恩去的這一趟“下江南”，雖然也是離家千里，甚至也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但性質徹底變了。
這不是逃命，這是去尋找革命的火種，是去尋找能讓隊伍變強的“大腦”。
同樣是走在這條漫漫長路上，有人是為了茍活，有人是為了新生。
隨著局勢稍微穩當點，箭場河一帶的風聲沒那么緊了，逃難的鄉親們開始陸陸續續往回走。
吳煥先的老娘、二嫂和小侄女小榮榮也回來了。
家早就不是家了。
二哥吳奉先被槍殺后，二嫂受了刺激，人變得瘋瘋癲癲，犯起病來又哭又笑，全靠老母親伺候。
一家人沒地兒住，只能把竹林巷的破鋪子收拾收拾，暫且安身。
經歷了兩次大的家破人亡，這位飽經風霜的老母親眼淚似乎都流干了。
見到兒子時，她沒哭，也沒抱怨日子苦。
她心里只惦記一件事。
“安兒，紅軍隊伍轉回來了，方曉亭那個殺才抓到了沒？”
這是一個母親最樸素的念想。
在這個老人的世界里，什么政治、革命、戰略這些大詞兒太遠了，她只認一個死理：殺人償命。
那個害得她家破人亡的方曉亭，必須得死。
面對老娘的追問，吳煥先心里是個啥滋味？
他是區委書記，是紅軍的頭頭。
他知道方曉亭跑了，甚至知道是因為自個兒這邊出了內鬼才跑的。
他也知道，方曉亭早晚得抓到，但革命的目的不光是為了抓一個方曉亭。
但他不能跟老娘講這些大道理。
他只能用最通俗、最能讓老人寬心的話來哄她：“娘，你就把心放肚子里。
方曉亭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早晚會被紅軍抓住，千刀萬剮！”
聽到這話，老母親連聲叫好，發狠說要把這個兇神惡煞剁成肉泥，死也閉眼。
看著滿臉皺紋的老娘，吳煥先笑了笑，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娘，革命勝利的好日子，還在后頭咧！
將來有你享的清福哪！”
這話聽著像是哄老人的家常嗑。
但要是聯系他之前的那些布局——整頓紀律、大義滅親、派人尋找軍事專家——你會發現，這不光是安慰。
這是一個革命者在冷靜算計后的自信。
他知道，只要隊伍紀律嚴明（像吳先籌做的那樣），只要指揮得當（像他找蔡申熙那樣），勝利就不是一句空話。
雖然歷史后來告訴我們，吳煥先沒能等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他在長征路上壯烈犧牲，年僅28歲。
那位苦命的老母親，可能也沒能享到兒子許諾的“清福”。
但正是因為有了一百二十人時期的這些關鍵決策，才有了后來紅四方面軍的壯大，才有了那支能打硬仗、惡仗的鋼鐵隊伍。
回頭瞅瞅1928年的那個夏天。
吳先籌的那一槍，打斷了舊宗族的鎖鏈。
吳煥先的那次派人，打破了農民起義的天花板。
這兩個決定，一個關于“斷舍離”，一個關于“走出去”。
它們湊在一起，構成了這支紅色隊伍早期的生存邏輯：不靠運氣，不靠蠻力，靠的是一種超越個人恩怨和眼前利益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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