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華：從總需求的“三駕馬車”視角探討政策發力如何改變“供強需弱”

毛振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以下觀點整理自毛振華在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6年1月）（總第82期）上的發言

本文字數：5118字

閱讀時間：16分鐘

當前，不同決策部門已經基本上統一認識，決心改變“供強需弱”的現狀，將提升國內消費需求作為政策的重中之重。從何副總理達沃斯論壇講演到習總書記近期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中的重要論述，最高層對于經濟形勢的判斷也和過去學術界的討論基本相同。在此共識下，如何有效擴大總需求，改善當前供強需弱的格局，主要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值得進一步思考。限于篇幅，本文僅從總需求“三駕馬車”傳統視角進行一些分析。

一、相較內需疲軟，出口在現階段發揮核心支撐作用，需持續鞏固開放成果

“搶出口”論需修正，出口韌性的背后是我國強大的適應能力和在外交及國際經貿領域的積極作為。過去幾年，“搶出口”一直被視為中國出口高增長的重要原因，但這一認知需重新審視。事實上，連續多年的出口穩健表現，已超越短期應急性的“搶出口”邏輯，用“搶出口”這一臨時性因素已難以解釋。我認為，出口表現持續亮眼的背后是中國外貿部門強大的適應能力和韌性，使“搶出口”從應急狀態轉變為穩健的常態水平。此外，也與我國在外交與國際經貿領域的主動作為密不可分，近期中國通過一系列主動的外交與經貿布局，為出口搭建更廣闊的合作平臺。中美關系階段性緩和為雙邊經貿往來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與歐洲、加拿大、東盟等經濟體的一系列重要外交進展，進一步穩定后續國際經貿合作新框架。

在國內需求結構調整尚需時日的特定歷史階段，不能僅著眼于國內需求的“短板”，穩定出口絕非可有可無的補充，而是支撐總需求擴張、破解供強需弱格局的重要環節。回溯歷史，上世紀末國內經濟已基本形成供求平衡、甚至總供給略大于總需求的格局。加入WTO后，中國成功將不斷擴大的供給能力與廣闊的國際市場對接，疊加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帶來的全球外資流入、跨國企業在華設廠，不僅快速消化了國內過剩供給，更通過技術引進、產能升級，推動中國在制造業領域和高科技領域崛起為世界大國。國際市場是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依托，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進入新時期，穩定出口的重要性并未減弱，反而因國內經濟格局與發展目標的變化更顯關鍵：一方面，國內供大于需的基本格局短期難以根本改變，僅依靠國內市場難以完全消化現有供給能力，國際市場仍是疏解產能、保障產業穩定運行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求堅守開放合作之路。當前中國在部分科技領域已躋身世界前列，但仍有諸多領域亟待突破，而國際競爭與合作正是推動技術迭代、質量提升的核心動力。關門造車既無法實現產業升級，也難以維持高質量發展的持續性，唯有在全球競爭中錘煉核心競爭力，才能鞏固并提升中國產業的全球地位。因此，必須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協調好出口、外交、國防等部門，推動產品、資本、企業全方位“出海”，為總需求擴張打下堅實基礎。

二、投資作為中國過去實現“錯峰發展”的關鍵引擎正面臨瓶頸，受到多重因素制約

投資作為國內需求的核心支柱，是支撐我國與西方國家實現“錯峰增長”的主要動力，這與我國強大的制度特征密不可分。2008年以來，中國形成了債務-投資驅動的發展路徑，通過擴大政府和國有企業債務規模集中整合社會資源，把資金重點投向基建和制造業，形成了強勁的拉動效果。當西方國家陷入經濟低迷、投資收縮時，中國靠這一模式實現了“錯峰增長”，不僅保持了較高增速，還形成了制造業的國際優勢。當然，這一成就離不開我國政府主導的制度特征，和西方國家不同，它們受體制限制，短期政府投資干預后很快回歸市場常態，而我國憑借強大的資源統籌能力和政策連續性，基建投資和制造業投資取得了長足進步，且這一時期的投資不只是簡單擴大規模，更伴隨我國供給能力的優化與升級。但是也要看到，投資是一把“雙刃劍”，從短期來看它直接構成當期需求，但從長期來看投資形成的新產能會轉化為新的供給能力，若這些新增供給缺乏對應的市場需求承接，經過周期運行后，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供強需弱”的格局。

當前投資領域出現了多年未有的負增長態勢，傳統投資模式遭遇瓶頸。2025年9月投資增速轉入負增長，2025全年固定資產投資下滑3.8%，為2020年特殊時期外首次轉負，其中民營投資先于固定資產投資整體轉負，目前已持續6個月負增長且降幅逐月擴大，國有控股企業投資保持相對穩健，但也受到了一定擾動，2025年11月投資增速由正轉負。即便仍有部分領域存在投資空間，但從全國整體格局來看投資增長的內生動力已有所減弱。

這一現象背后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與政府主導投資的階段性飽和以及效率邊際遞減有關。政府主導的投資曾是拉動經濟的核心力量，但當前已進入階段性飽和狀態，部分領域甚至存在過度超前的情況，難以再維持過往的大規模擴張態勢。一方面，大規模基建投資基本收官，經過多年高強度建設，高鐵、機場、高速公路等“鐵公基”核心基礎設施的全國性布局已基本到位，后續投資多集中于網絡填補等補充性項目，其規模與對經濟的拉動效應，遠不及此前；另一方面，部分基建項目效益偏低，一些偏遠地區的基建項目地處崇山峻嶺之間，人口稀少工程難度卻極大，這類項目不僅建設成本高昂，更存在資金使用效率偏低的問題，且建成后還需承擔后期維護成本，進一步加重財政壓力。

二是受行業內卷加劇、企業利潤率放緩等多重因素影響，民間投資持續低迷，投資意愿偏弱，民間投資的負增長短期難以明顯改觀。此前行業內卷導致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部分領域產能趨于飽和，產品同質化嚴重，企業為爭奪有限市場份額被迫壓低價格，擠壓了利潤空間。2025年下半年隨著反內卷工作持續推進，帶動部分上游原材料價格上行，價格因素對企業利潤的拖累減輕，但工業品價格整體仍位于低位，終端需求偏弱之下企業利潤承壓仍較大。此外，民間投資面臨的市場準入門檻、融資約束等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部分領域對民間資本的開放程度不足，疊加信貸資源向民營企業傾斜力度有限、融資成本相對偏高，進一步抑制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

三是傳統的“債務擴張—投資增長”循環機制受阻，盡管信貸規模與M2持續擴張，但投資領域并未出現常規的正向反饋。當前投資領域已出現明確瓶頸，這并非我們主觀上不愿擴大投資，事實上近年來政府債務規模維持高位，M2也穩步提升，政策層面已在積極發力。但以往的常規邏輯出現變化，過去只要在這些方面著力，投資領域都會給出正向回應，形成“政策發力—投資跟進”的景象，而現在這種常態下的正向響應與循環關系被打破，政策發力并未在投資端獲得預期反饋，這也印證了投資領域的瓶頸出現并非單純的資金供給問題。

三、消費面臨“沒錢花、不敢花、不愿花”困局，社保體系仍有進一步優化空間

自2008年起，中國便開啟了從“出口大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探索，超大消費市場的潛力備受期待。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近年來對我國經濟的貢獻顯著提升，2025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的貢獻率為52%，較2008年提升了7個百分點，但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在總需求中的支撐作用仍顯薄弱，與“消費大國”的目標尚有差距。消費提振的核心是要讓老百姓“有錢花、敢花錢、愿花錢”，而消費低迷的根源則在于消費能力與消費信心的缺失。

居民消費與收入水平直接相關，資產價格縮水引發負財富效應，當前高、中、低等不同收入階層消費均面臨困境。盡管近年來居民收入和居民儲蓄穩步提升，但是資產價格縮水引發的“財富負效應”，對居民消費尤其是中等收入階層居民消費影響顯著。中國城鎮自有住房比例超90%，房產是居民財富的核心。據測算，當前全國房價較2021年高點已經下降超過20%，部分城市下降幅度更大，尤其對2016年至2021年間房價較高時點購房的中產階級沖擊巨大，他們可能已陷入“負資產”困境，財富縮水對他們形成強烈的心理沖擊，直接抑制了消費意愿。低收入階層則面臨雙重壓力，同時承受房價下行帶來的資產焦慮，以及內卷導致的就業和收入壓力，消費能力同樣受限。高收入階層雖具備較強支付能力，但在當前社會氛圍下趨于低調，對整體消費拉動力有限。

民生“短板”也是制約居民消費的重要原因之一，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提振意愿的重要支撐，但過高的社保繳納比例易對企業經營與居民當期消費帶來一定壓力。當前中國社保繳納比例在全球來看并非低位，公積金方面，企業最高需繳納工資的12%，個人繳納12%，合計達24%，再疊加五險一金、工會經費、殘疾人保障等多項支出，企業經營成本顯著增加，既擠壓了企業為員工加薪的空間，也直接削弱了居民的當期可支配收入。

對于公共福利體系的構建，需立足中國作為中等收入國家的基本國情，保持冷靜與審慎。一個人口規模龐大、發展階段特殊的國家，政府公共福利的發力點與實現路徑，不能簡單照搬西方國家經驗。既要穩步擴大福利開支、織密社會保障網，為居民消費解除后顧之憂，更要警惕部分國家過度福利化帶來的效率損失與財政壓力，堅守“勞動致富”的核心導向，實現個人努力與社會支持的緊密結合。福利體系建設的關鍵難點在于“不可逆性”，即一旦形成較高的福利開支基數，后續調整的難度極大，且龐大的福利支出需匹配穩定的資金來源，這對當前面臨多重收支壓力的財政體系而言是不小的挑戰。因此，公共福利建設必須循序漸進、量力而行，在民生保障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動態平衡，不可急于求成。

四、擴大國內需求的幾點思考

一是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非朝夕之功，仍建議發放10萬億現金消費券作為短期應急措施提振消費。消費潛力的釋放在于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但這絕非短期之功。作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不同部門收入分配占比的調整面臨多重約束：一方面，國家開支基數一旦形成難以縮減，另一方面，安全壓力與新形勢下國家也面臨各類支出壓力。企業層面同樣承壓較大，行業內卷、利潤率放緩，使得企業投資積極性不足，既無力擴大生產規模，也難以通過加薪等方式提升員工收入。面對當前的消費困局，將當期困難完全寄托于長期改革政策來解決并不合理，必須重視一次性、臨時性、應急性政策的作用，實現短期刺激與長期機制的協同。“以舊換新”政策作為短期政策對于提振消費起到一定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已出現政策效率遞減趨勢，且透支了后續耐用消費品消費潛力。相比之下，一次性、臨時性的現金消費券政策更具精準性與時效性，能夠直接轉化為即期消費需求。我仍建議發放現金消費券，規模在10萬億左右，用以短期內提振消費。

二是穩房價是破解“不敢花”的關鍵舉措，其意義遠不止于房地產市場本身，更是投資于人的重要內容。對中國居民而言，房產是核心資產，也是居民財富的重要收益來源，房價的穩定直接關聯著財富效應的強弱。尤其是在當前資產價格下行的背景下，房價波動帶來的心理沖擊與實際財富縮水，正是中產階級消費意愿低迷的核心原因。唯有出臺有力政策穩住房價，才能修復居民的財富預期，緩解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顧慮，從根本上重建消費信心，讓居民敢于釋放消費需求。

三是進一步優化稅收籌劃，適當向中產階級等消費主力傾斜。當前稅收整體呈現強化趨勢，但稅負結構仍存優化空間。目前我國采用的是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許多高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都不是單一的，在其收入來源多元化的情況下，高收入群體的綜合稅負相對較輕，而作為消費主力的中產階級，工資、薪金是其主要收入來源，稅負相對偏高。在此背景下，稅收政策優化一方面要加強對富人階層的稅收征管，必須叫停部分地方針對富人、企業高管推出稅收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的行為，這類政策與國家長期發展導向背道而馳；另一方面，給予中產階級適當的稅收優惠，將稅收優惠轉化為消費能力。

四是發揮高科技驅動供給創新創造新消費的功能，為消費市場提質擴容打開新空間。居民基本生活類的基礎消費增長空間已相對有限，僅依靠這類消費，難以實現消費需求的持續擴大與消費市場的質效提升，培育新消費、打造新的消費場景成為必然選擇。薩伊定律提出的供給創造需求在這一領域同樣適用，科技的突破發展，有助于推動供給端的創新升級，不斷催生新產品、新服務，重構消費場景、引領消費升級，助力消費市場不斷涌現新的增長點。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