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問題不是國足輸，而是足協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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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0日的夜晚，全中國的黑白電視機都在直播一場中國和新西蘭的足球比賽。在充滿整個夜空的來自電視觀眾的雖然無效但絕對真誠的吶喊聲中，一個因為要做作業而被禁止看電視的男孩兒偷偷溜進他家無人的廚房，判斷方向后朝著他認為的東南方跪下去，以頭搶地，向諸神祈禱中國隊能夠獲勝。

那場比賽是第12屆世界杯足球賽的最后一場預選賽。世界杯剛擴軍為24隊，可以稍稍浪費一下，所以亞大區（不是亞洲，而是亞洲和大洋洲）獲得了兩個名額。中國隊作為亞大區四強之一參與了對這兩個名額的爭奪。

在最后那場比賽之前，中國的戰績是：對沙特阿拉伯兩勝6:2，對科威特一勝一負3:1，對新西蘭一平一負0:1。和新西蘭隊積分、凈勝球都一樣，因此在第三國新加坡打了這場附加賽，爭奪第二個出線名額。

結果是，中國對以1:2告負。那個癡心男孩兒幾個頭白磕了。

中國在1958年退出國際足聯，1979年重新加入（我們都知道在那兩個年份之間中國發生了什么）。這是中國重返國際足聯后首次參加的世界杯預選賽，也是最接近出線的一次——如果拋開2002年那次笑話式的出線的話。

正如我們回顧在那之后的十年時常說的那句話：以為只是個開始，沒想到已是高潮。

那時的中國剛開始熟悉一個詞，叫“改革開放”，很快又熟悉了另一個詞，叫“振興中華”。

那時的中國足球像個剛進城的鄉下佬，自然而天真，鮮活而笨拙。除了球員們在落后的訓練體系摧殘下居然還有得剩的天賦，后來那些狡詐和猥瑣一概沒有，一路吃虧：四強賽中對每個對手都是先主后客；和沙特沒有外交關系要另選比賽地，結果選了個當時相當不友好的國家；自己的所有賽程早早結束，然后坐等別人慢慢做戲。最可愛的一點是，在比新西蘭多一個勝場多5個凈勝球的時候，以為篤定出線，全隊解散，眼睜睜看著新西蘭最后對沙特一場贏回5個凈勝球，于是趕快召回度假中的球員打附加賽。

那時的球員們還沒見識過百元大鈔，還保持著對足球的童真般的感覺和熱情。那時的球員看上去一個個黝黑精瘦，全隊超過一米八的沒兩個，一米七九的李富勝就能當國門。打新西蘭大家都緊張，說沒打過那種隊，其實是就沒見過那么壯的人。

但是那支中國隊比后來的任何一支都更像一支足球隊——因為他們能一腳停住球。容志行玩球連球王貝利都說好，古廣明還能“像泥鰍一樣”飛奔帶球過人。

在寫這篇文章的幾天前，中國隊在U23亞洲杯決賽中輸給日本。賽后國產理論家大談陣型，日本球迷都看不下去了，說：“你們不如先練練停球”。我相信人家是真心的，因為說到點上了。

在1982年那次進入四強的過程中，中國隊淘汰了日本和朝鮮，后來的亞洲豪強韓國、伊朗、澳大利亞都還沒資格和中國打。從最終結果看，中國隊算亞洲第二，在那以后再沒有達到過這種排名。

上述情況有一個背景：在那之前的兩個月，中國女子排球隊第一次獲得世界冠軍。當時中國人的激動反應遠遠超過2024年血洗中國足球隊后的日本人，事實上也超過了任何一場體育比賽應該帶來的。日本人怎么贏也不會喊出“振興大和”的口號，因為他們在一百多年前就喊過了，后來，用反動作家王朔的話來講：“覺得自己特傻B”。

那次中國女排是贏了日本隊后得冠軍的，中國人就是那時喊出了“振興”。那時我也在喊口號的人群中，一邊喊一邊跳腳，不知道的以為我尿急。但我們所有人都不知道，這種口號是當年日本人喊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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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那個為中國隊磕了幾個無效響頭的虔誠孩子，就是我。除了多年以后祈禱單位給我分套房子時，那就是我信仰最虔誠的時刻了。當然，兩次祈禱都沒用，房子還得靠當牛做馬耍流氓去換。

所以，本文不光在談中國足球的歷程，也在談我的歷程。考慮到我現在對國足的態度，我居然有如此當年，這簡直難以置信。

但如果是我的同齡人，想想也就信了，因為大家都是從那個樣子走過來的。事實上，有一大半人根本就沒走，還停在當年。

另一個反動作家王小波寫到過：當他看到西班牙畫家達利的畫，那些半空里的塔樓、下肢細長伸展到云端的人和馬的時候，他的手指就忍不住要寫出一個繁體的“為”字來——那代表著“為了1070”，即大煉鋼鐵時期的一句口號。

要給現在的年輕人解釋清楚“大煉鋼鐵”，是件有難度的事，不過也許他們很快就有機會親身體驗了。總之，當時全中國都沉浸在要在一年中煉出1070萬噸鋼的迷狂中。

而如果我看到達利的畫，手指就會想寫出一個“沖”字來，那代表著另一句口號：“沖出亞洲走向世界”。如果要為這句話配上超現實主義的圖畫，畫面中應該有個孩子，坐在塔樓上，雙手托腮，看著空中一個奇形怪狀的圓球。

我覺得，和大煉鋼鐵一樣，足球也是闡釋中國的一條好路子。不同的是，它還沒有成為歷史；相同的是，它也能預示未來。

2022年農歷大年初一，中國足球隊1:3負于越南，被徹底踢出第22屆世界杯足球賽的候選隊列。據說中國足球隊上次輸給黝黑精瘦的越南人，是在1959年，正是大煉鋼鐵的時節。

我們還知道，在1959年之前，中國剛剛脫離了國際足聯，成為世界門外的國家。所有的時間都是那么含義十足，或者說寒意十足。

有一句話，越想越覺可怕，叫“讓歷史告訴未來”。

前不久刷到一個視頻，一個和我兒子差不多同齡的女孩也說到虔誠的祈禱：她祈禱波斯人這次能得救。

這是這個由祈禱開頭的故事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只是一抹，因為底色還是很黑。

3

我兒子知道了我為中國足球隊磕頭求勝的黑歷史時嘲笑說：原來你也有這么傻B的時候。

我說，這說明人的成長是需要過程的，也是需要環境的。

我想，如果我兒子在另一個環境中成長，那他現在可能也是個一到周末就樂呵呵地扛著他的兒子去足球場為主隊加油的陽光大傻子，而不是現在這個堅決不結婚的憂郁的青年哲學家。

1982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了世界杯。有人說那是一代中國人的足球啟蒙，我認為不止于此：那是一代中國人關于美好事物的啟蒙。

在我看來，足球，就是22個強壯而且通常很英俊的男子在寬闊的場地上的奔跑和對抗，展示力量、速度、技巧與團隊配合；展示激情、智慧、藝術、勇敢、忠誠、堅持與相互尊重；展示創造與想象的自由自在和規則的高貴公正；展示勝利的狂喜和萬眾歡騰，失敗的悲壯和姑娘們的淚光——那個皮球是一切人類文明的集中體現，意味著人類可以享受戰爭帶來的一切詩意，卻不必遭受戰爭帶來的苦難，只要用那個皮球替代戰爭標的。

多年以后，我和一個女孩聊到邁克爾·杰克遜，她認為我們這種老家伙是沒有偶像的一代，不可能理解她們對偶像的感覺。我說也許是的，但你們可能也不理解，一個生來就被封閉在丑陋、困苦、愚昧和荒誕中的孩子，當他第一次探出頭來，看見美好事物的時候，那種炫目與震撼的感覺。

而中國足球的寓意也就在這里：從1982年開始，那種美好我們可以看到，卻始終無法參與。對中國人而言，每一次世界杯都是一次春宮外的集體思春——大家高談闊論，就像大學中文系講臺上的老男人們談愛情：你可以眉飛色舞，可以唾花亂墜，搞得第一排都沒人敢坐；但你盡管說，你說的事兒卻和你沒關系。

中國足球和中國一樣，有一種令人放心的定力——別人可以爭來爭去，別人可以四年一換，別人可以這個上去那個下來，而咱們就牢牢占據著咱們的位置，就像門外蹲著的石獅子，怎么趕都趕不動——就不改弦易張，就不走你們的路，就毫不動搖。

世界是不會為我們改變的，我們只能改變我們自己。小時候看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剛看的時候喜歡看洪常青舞大刀，但就那幾部戲讓我們反反復復看了十年，結果我們長大了，就盯著女戰士短褲下的大腿看了。多年以后，見多識廣的青年們一窩蜂地聊芳華，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芳華就是短褲到綁腿之間的那一截。

王朔將此總結為“小孩子不學壞，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總結得更有哲理性。如果有人問我：“為什么看人大腿？”我就會吸一口鳳凰煙，在香精的味道中回答：

“因為腿就在那。”

大刀只是別人想讓我們看的，大腿才是真相。正如在足球中，有人想讓我們看的是“振興”，但一臺戲演了太久，終于被我看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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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中國就拍出了第一部足球題材的電影，叫《飛吧，足球》。里面有個配角演員叫朱廣滬，后來成了國足主教練。我的印象中有一個情節：足球教練問一個小孩為什么不去玩乒乓球，小孩說：“乒乓球的世界冠軍，中國已經有了”。

當時覺得這句臺詞真感人，所以記住了。后來覺得很傻B，但很說明問題。

如果玩一項運動不是因為能從中獲得快樂，而是因為想得冠軍，那么得冠軍也是白瞎。

經常有人把中國足球和日本足球比較，討論為什么日本從不如中國到碾壓中國，結論往往是“體系問題”。但真相是：不是體系問題，而是歸屬問題。也不是足球問題，而是各種問題。

那一場U23亞洲杯的決賽，恰好在中日間進行——決賽的一方是日本，這幾乎是一種常態，因為它不光碾壓中國，也碾壓亞洲。但另一方是中國，我個人歸之為發揮失常。

那場決賽中最辛苦的角色不是球員，而是解說員。我打開電視的時候比賽已經開始了十多分鐘，聽到的第一句解說就是“又進一個！”當然，是日本又進一個。之后解說員大概覺得這個情緒不大對，于是進行了一些找補，例如說“這個球能要個任意球已經很不錯了！”其實在大部分時間里，我都在想一句解說詞：“日本隊被壓制得，基本回不了自己半場。”

而且解說員還沒說，日本隊不是U23，而是U21，而且算U21的二隊，因為最好的幾個在歐洲踢球覺得沒必要回來。

所以一個前足球評論員評論說，雙方根本不是一個體系，中國的體系落后了整整一個時代。這話我同意一半：確實不在一個體系，但不是落后一個時代，而是根本不在同一個時空。就好比張藝謀大師主演的《古今大戰秦俑情》里，一個秦俑穿越到現代，撿了把左輪槍對人猛甩，以為能把子彈甩出去。

大家都在說體系，但體系最集中的體現就是足協的存在，那是最讓人無奈的一種存在。

足球應該是熱愛足球并從中得到快樂的人的運動；就好比學習應該屬于熱愛學習并從中得到快樂的人，生活應該屬于熱愛生活并從中得到快樂的人。但事實上，足球屬于足協，正如學習屬于教育部，而生活，如你所知，也不屬于你。

比如，你孩子在大學讀得好好的，突然來一個頭頭，要求學生回家給父母洗腳，并計算學分。搞得你要么和孩子一起撒謊，要么和孩子一起惡心，否則孩子就畢不了業——你對此毫無辦法。

又比如，你在一個城市生活得好好的，突然來一個頭頭，在上風上水修一個化工廠，搞得你要么不呼吸，要么就吸毒。對此你仍然毫無辦法，只能希望那個人被抓進去——后來他真被抓進去了，但又來一個頭頭，把你上下班的每一條路都挖得陷阱密布。你仍然需要屏住呼吸，否則你出一次門，肺里就會攢下半塊磚。

中國足協已經有幾任頭頭被抓進去了，但是正如紅色經典片中常見的金句：“中國足協是抓不完的！”頭頭們被抓都不是因為他們的各種奇奇怪怪的發明：例如體能測試，例如12分鐘跑，例如練髂腰肌，例如贏球降級的計分規則，例如每場比賽必須換上某個年齡段的球員，例如禁止染發，禁止紋身，如果紋了，就用膠帶裹住再上場。

這些都是前些年的成就，最近幾年我沒關注中國足球，所以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什么新成就。

我之所以不關注，不是因為成績不好，而是因為我發現了這個真相，即歸屬問題：中國足球不屬于我。它也不屬于球員，不屬于教練，不屬于球迷，不屬于出錢建俱樂部的老板，而是屬于一個和足球最沒有關系的存在：足協。

我為什么要關注一個和我沒關系、和足球也沒關系的東西？

而這個和足球最沒有關系的東西，卻在決定中國足球的一切。尤其是，他們一直在堅持不懈地主持“足球體制改革”——也就是說，讓問題本身來想辦法解決問題。前足球評論員提到了加繆，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位前職業球員，他說他從足球中學到很多東西。我認為他或許從足球中學到了存在主義，但大概沒學到這種魔幻現實主義情節：癌細胞化身人形，來從事抗癌工作。

前足球評論員還提到中國孩子不快樂，這一年齡段可供挑選的只有五百人，而日本足球人口有一百萬——這些都對，但是，讓中國孩子踢球，難道他們就快樂了？把五百人變成五百萬，然后交給足協？這樣足協可能就需要五百萬條膠帶了！

所以，把那位日本球迷的善意提醒引申一下：還是先別談體系，搞清楚足球的歸屬再說吧——足球屬于人民，還是屬于足協？

還有一位中國球迷這樣說：“足球可能是中日之間差距最小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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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說，1982年如果實行勝場3分制，當時中國隊就進世界杯了。確實如此，但我完全不遺憾。因為那只會是足協的勝利，而不是足球的。

而足球和足協是一對反義詞。

所以，見一幫似乎已看穿世事的老同志，突然又被喚起了冠軍臆想，我就想笑：這青春期落下的病根，潛伏期真夠長的。還是得治啊！

這次U23亞洲杯，我一點都不擔心國足輸，我只擔心足協贏。最終如我所料，雖然國足輸了決賽，足協仍然毫無懸念地大贏了一把。足協的臉皮和足協的存在一樣，也是一件令人無可奈何的事情。

對中國足協的存在這件無可奈何之事，唯一的解決之道是讓它和中國足球一起消失：如果一直輸下去，如果沒人看球了，連轉播都沒人看了；如果沒人踢球了，連五百個適齡球員都湊不出來了；足協大概也就不存在了——通過讓足球消失來讓足協消失，這是我們對抗一切讓我們無可奈何的存在的終極辦法。

然后，說得文藝一點：鳳凰涅槃；說得通俗一點：投個好胎。

我只惋惜那幫小球員：他們老老實實承認技不如人，老老實實說沒想到差距這么大，老老實實說有一種無力感，老實得讓人心疼。除了投胎，他們并沒有錯。但前足球評論員有句話我絕對贊同：“我曾看過很多朝氣蓬勃的臉，清澈的眼神，在巨大體系下變得油膩世故，渾濁不堪。”

我也惋惜某些球迷。我有一個球迷學生——現在喜歡足球的小伙子已經不多了。他每次在國足比賽時都會在朋友圈發“再看是狗”的表情，然后發“是狗就是狗”。我對國足的態度，他大概是知道的，大概也是不滿的，只是出于禮貌不好意思說。我把這篇文章送給他，想告訴他：

我們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的主隊，你出生的地方不一定就是你的主場。這種選擇應該基于愛，基于美，基于自由。我們可以選擇陽光明媚的巴塞羅那，也可以選擇雨雪菲菲的曼徹斯特，也可以選擇東海對岸的東亞之光。對于所有強加給我們的東西，我們都有權叫它見鬼去，哪怕有幾億人說我們大逆不道。我們的生活有多無可奈何，我們的靈魂就可以有多放蕩不羈。

很抱歉。由于無可奈何，我沒辦法說得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