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小心翼翼地展開那張印有劍橋大學紋章的學位證書,燙金字體在燈光下微微反光。三年前,這張紙的價值在他心中堪比通往成功殿堂的門票。如今,它安靜地躺在一疊簡歷最上方,等待著一個可能根本不會仔細看的HR。
“我們收到的簡歷里,每十份就有一份是海外碩士,”一位國內互聯網大廠招聘主管坦言,“除非是頂級名校或有特殊經歷,否則海歸背景加分有限。”這番話道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文憑通脹的時代,海外學歷正在經歷一場無聲的價值重估。
留學的大眾化是這一現象的宏觀背景。2000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僅3.9萬人;到2023年,這一數字增長了近23倍。當留學從精英專屬變為中產標配,其稀缺性自然下降。與此同時,國內高等教育質量顯著提升,清北復交等頂尖高校的畢業生在專業能力上完全不輸多數海歸。
更微妙的是“預期錯配”。許多留學生和家長仍抱有“鍍金”思維,期待高投入帶來高回報。張阿姨賣掉了一套二線城市的房子供女兒去英國讀研,“想著回來起碼進投行,年薪百萬”。而現實是,女兒回國半年才找到一份月薪八千的市場專員工作。這種投資回報的心理落差,構成了海歸求職困境的情感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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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擇與市場需求的錯位同樣突出。大量留學生扎堆商科、金融、傳媒等傳統熱門領域,而國內這些行業早已飽和。相反,人工智能、數據科學、新能源等新興領域人才缺口巨大,卻少有海歸涉足。教育背景與產業升級的節奏不一致,導致結構性失業。
與此同時,“本土派”的崛起不容忽視。國內畢業生更熟悉市場環境、擁有實習積累的人脈、且對薪資要求更為務實。陳磊對比了自己和國內同學的經歷:“他們在校期間就有三四段對口實習,我雖然在紐約大學讀書,但實習經歷都是國外的小公司,回國后反而成了短板。”
企業用人觀念也在轉變。“我們更看重實際能力而非學歷標簽,”一位科技公司HR總監表示,“特別是對于需要快速響應的崗位,海歸有時反而需要更長的適應期。”這種實用主義傾向,使得留學背景不再是“免試金牌”。
然而,這并非全盤否定留學的價值。真正的價值不在文憑本身,而在于那段經歷塑造的全球視野、跨文化溝通能力和獨立解決問題的經驗。王思穎在荷蘭學習城市設計期間,參與了歐洲多個可持續建筑項目,回國后將這些經驗應用于本土老舊社區改造,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或許,文憑通脹帶來的最大啟示是:教育從來不應被簡化為投資,而應被視為自我建構的過程。當留學回歸其本質——開闊眼界、培養思維、認識世界——而非功利性的職業跳板,那些真正從中成長的人,無論在哪個市場,終會找到自己的價值錨點。
對于即將踏上留學之路或剛剛歸來的年輕人而言,或許需要重新思考:我們追求的是一張紙的認證,還是一段能讓自己在任何土壤中都能生根發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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