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狂跌后，高市對華改口，保證不出兵參戰，中日第四輪沖突結束

最近，高市早苗的民調支持率瘋狂下跌，短短一個月，就下跌了12%，在政治領域，這種下滑速度是一個相當明確的警告信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她的支持率出現這么劇烈的下跌？

首先，是她在國會例會期間，突然解散了眾議院，這件事在日本戰后政治史上非常罕見，是自1966年以來的第一次，讓本該到2028年才結束的眾議院任期，嚴重縮水了。她這么做，主要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算計，目的是繞開在野黨在國會內的質詢與糾纏。但這樣做也帶來一個嚴重問題：日本2026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審議工作被徹底擱置了，這對民生的影響巨大，所以日本國內輿論認為這是高市“為了一己政治私利，無視民生與經濟”，這讓她流失了不少民眾的信任。

其次，是日本國內的經濟狀況實在不樂觀，中長期國債收益率已經漲到了2000年后的最高水平，這意味著什么？首先，這說明日本市場認為國家財政赤字過大，未來違約的風險增加，那么投資者就會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才愿意借錢給日本政府，這個“補償”就體現在更高的收益率上。其次，這說明日本市場上債券供給暴增，而投資者的購買欲望又不強，價格就會下跌，收益率上升。總的來說，就是日本民眾的生活負擔增加了，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很自然地反映到了對執政者支持率的評價上。

關鍵時刻，高市早苗在涉及中國最核心的臺灣問題上，表態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這個轉變過程很短，但很能說明問題，26號，高市還曾公開表示，如果美國在臺海地區遭受打擊，日本一定會提供協助，這個說法帶有明顯的暗示性，被外界普遍解讀為日本可能考慮以某種形式進行軍事介入。然而僅僅兩天后，也就是28號，她的說法就完全變了，她公開表示，如果中美在臺海發生沖突，日本保證不出兵參戰，高市為什么會出現這樣迅速的轉向？

一方面是中方在法律、歷史與政治層面的清晰回應，中國外交部當時采取了“法理加歷史”的組合方式進行回應。在法理上，中方再次強調了一攬子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從根本上否定了日本介入的所謂法理依據。在歷史上，中方也點明了日本過去的軍國主義侵略行為，加害方無權對受害方指手畫腳。還有，中方直接將高市先前的言論定性為“武力威脅”，這實際上是為后續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做了鋪墊。這一整套回應，不光讓日本在法律和道義上陷入被動，更讓高市不得不謹慎掂量惹怒中國的后果。

另一方面，是來自中方的經濟反制壓力，中方前段時間啟動了被稱為第四輪的對日反制措施，重點是升級對稀土出口的管控。要知道，日本的半導體、新能源汽車、高端精密制造等經濟支柱產業，可都離不開中國稀土，所以制裁措施一出，直接波及54家日本企業，其中超過三成的企業明確表示業務受到明顯沖擊，這使日本的高端制造業面臨供應鏈斷裂風險，所以日本經濟界不斷向高市政府遞交意見書，呼吁盡快穩定對華關系，確保供應鏈安全。

可以說，高市早苗現在是被內外兩根繩子同時勒緊，外部，是中國的經濟反制直接卡住了產業命脈；內部，是民調暴跌，商界的不滿在動搖她執政的基礎。更緊迫的是，她自己推動的提前大選就定在下月初，并且她已公開承諾，如果選舉失利就將辭職。在這種局面下，如果高市繼續在對華問題上堅持強硬，不僅會導致日本經濟受到更嚴重的后果，她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就此終結。

總的來說，高市早苗這次在對華問題上的改口，是國內政治危機，包括民調暴跌、經濟困境，與外部強大壓力，中國的精準經濟反制與法理歷史威懾，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結果。這也再次說明，在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上，任何試圖挑釁的人，最終都要付出代價。目前來看中日之間的這一輪交鋒，以日本方面的后退告一段落，但中日雙方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我們對高市依舊要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