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四大兵團司令，建國后粟裕為何偏愛宋時輪？大仗都用他打頭陣

1949年仲夏的南京，渡江戰役的硝煙剛剛散盡，華東軍區的一間作戰室里，粟裕攤開一張最新繪制的海峽水文圖，順手點了兩下，“這里，第一批上去的必須是九兵團。”跟在一旁的參謀忍不住問：“首攻怎么不讓老葉、老許去？”粟裕只答了一句：“宋時輪合用。”這段對話后來在軍中流傳甚廣，也埋下了“粟宋組合”日后頻繁同框的伏筆。

要弄明白“合用”二字背后的深意，得先看看三野四大兵團司令的出身與本領。同為席卷江南的悍將，他們氣質迥異：七兵團王建安務實穩健，八兵團陳士榘資格老成，十兵團葉飛身手凌厲，而九兵團宋時輪最顯眼的標簽，卻是黃埔出身、脾氣倔強。解放戰爭期間，粟裕慣于把最猛的釘子交給葉飛和許世友去打，九兵團更多扮演阻擊、策應角色，看似處于“陪跑”位置。

然而建國后局勢巨變，粟裕剛一從戰場的炮火中脫身，就兩次被中央點名籌劃大規模用兵。一次是1949年6月至1950年春的攻臺預案，一次是1950年盛夏組建東北邊防軍。出人意料的是，這兩回粟裕都把宋時輪和他那支九兵團提到了最前線。

攻臺方案的版本改了好幾稿，參戰部隊從最初的二十余萬人膨脹到六十多萬，可“先鋒九兵團”卻一動未動。粟裕甚至把23軍、26軍兩支強力部隊劃歸宋時輪，形成由20軍、27軍、23軍、26軍組成的四重鐵楔。按照當時的設想，第一波搶灘完畢，第二梯隊再由沿海諸軍填上，快速擴大登陸場。此舉在旁人眼中大膽得近乎冒險，但在粟裕看來，九兵團是可以勝任的工具，而宋時輪是駕馭這把“重錘”的最合適工程師。

七兵團和十兵團隨后被改編為浙江、福建軍區主力，王建安與葉飛雙雙轉入地方守備；陳士榘調去創建工程兵。只有宋時輪仍死守純軍事指揮崗位，對標近代化海陸空聯合作戰的需求，閉門研究跨海登陸，從搶灘、護航到空降一步不落。從兵團到師團，他甚至讓每一級指揮員都上沙盤、用小木船演練裝載。

1950年7月朝鮮局勢惡化，毛主席下令在東北成立邊防軍。粟裕出于身體原因，請求稍作修整；為確保戰力，他主動建議把九兵團置于津浦、隴海鐵路線一帶，隨時北上。此舉在外界看來更像未雨綢繆，但從粟裕與總參的電報措辭來看，他分明已把九兵團當成一支可全球機動的“戰略預備部隊”在打造。

追本溯源，粟裕對未來戰爭形態的判斷領先半個時代。他自認必須培養會統合陸海空、熟諳新式軍械、擅用技術支援的指揮官。幾名兵團司令里，只有宋時輪充分符合這一模板：16歲進吳佩孚輜重營讀書，19歲考進黃埔五期，后又轉入六期，系統學過現代軍事，擅長作戰教學。文化底子打得深，再加上從抗戰、解放戰爭一路摸爬滾打的實戰經驗，放眼三野已無出其右者。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陸驚雷乍響。遠在江蘇待命的宋時輪聞訊，當晚連夜召集九兵團團以上干部會議，他在黑板畫出美七師的部署，一條條剖析其兵種協同。“美軍怕夜戰，火力雖猛卻離不開公路；他們攻堅出奇快，但守勢松懈，咱們只要切開接合部就能吃掉。”這番講話，后來被整理成《對美軍作戰數則》下發各軍。

25天后，九兵團奉命入朝。寒風刺骨，他們翻越長白山，攜帶的高射機槍和山炮用人背馬馱。11月27日傍晚，宋時輪向27軍軍長彭紹輝一拍地圖：“就按上午定的方案，夜十二點發起沖擊，先把柳潭里掰開。”短促沖擊后，美陸戰一師被迫分片固守。此戰未能全殲對手，卻硬生生把麥克阿瑟的“圣誕節前結束戰事”變成泡影。

有人評價，長津湖的殘酷氣候和美軍靈活的空地一體戰，讓志愿軍陷入常態劣勢；倘若換位思考，當時無論哪位大將臨陣指揮，也很難取得更大斬獲。宋時輪雖未能阻住“美陸一”撤退，卻向全軍交出了一套對強敵作戰的模板：隱蔽行動、夜間突擊、分割包圍、迅速撤收。

回到國內，此役后的宋時輪被推上了軍事院校、軍事科學院的講臺。1958年，他主持編寫《進攻戰術講義》，系統吸收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朝鮮戰場的經驗教訓，把多兵種合成作戰理念刻進教材。軍內有人說：“聽宋老鬼授課，像在聽一場戰火連天的廣播劇。”這并非玩笑，他講遼沈能一口氣背出錦州、塔山的炮兵射表，講長津湖也能將零下四十度的穿插細節復原到秒。

粟裕在總參的現代化藍圖，需要這樣一批能把戰法、兵器、教范三位一體統領起來的“課堂型統帥”。他對宋時輪的信賴，還體現在對人情世故的把握。1975年，張愛萍因“特務嫌疑”遭受批判，張妻李又蘭跑到上海探望手術后的粟裕求援。粟裕思索良久，只說：“去找宋老鬼，他最有辦法。”寥寥十字，分量卻重。宋時輪隨后四處奔走，為張愛萍的復出鋪路，也反映出粟、宋之間長年累積的默契。

再把目光調回三野那四位老搭檔：王建安后半生多任副大軍區司令，低調而穩；陳士榘成了工程兵奠基人，為修筑川藏、青藏公路鞠躬盡瘁；葉飛則坐鎮福建對臺，兼顧軍政，屢次挫敗金門炮擊危機。各有所長，各有舞臺。可若論誰最貼合粟裕“現代聯合作戰”這一夢想，宋時輪的履歷與氣度，都恰好扣合。

換個角度看，九兵團也因宋時輪而保持“可塑性”。它既能在淞滬執行城市守備，又能練渡海；既能冰雪長津湖搏殺，又能在60年代南下叢林進行叢林演練。兵團幾次擴編、撤并，卻始終保持高機動、高士氣特點，成為后來陸軍集團軍合成化建設的樣板。

1960年代后期，軍事科學院成立作戰理論研究部。宋時輪常把一摞摞美軍野戰條例、蘇軍合成軍戰術手冊放在辦公桌，逐條對照解放軍條令。他喜歡晚上九點后召集中青兩代軍官探討問題，常常鏡片后面閃著光：“別陷在老框框里，天一變，仗就得這么打。”這樣的鉆研精神，與粟裕提倡的“超前謀篇”如出一轍。

如果說戰術大膽、善打硬仗的葉飛、許世友令粟裕在解放戰爭中如魚得水，那么宋時輪則幫助他在新中國的戰略構想里找到一個堪當大任的“現代化接口”。這份相互成就，超越了單純的上下級協作，更像兩位不同階段、卻志趣相投的同行者，在歷史拐點處完成了一次精準的握手。

當年攻臺未遂、東北邊防軍易幟，很多紙面計劃最終束之高閣，但在那些圖紙、沙盤和大型演練里，宋時輪與九兵團搶先實踐的合成作戰、快速機動乃至對美陸空優勢的應對，為后來中國軍事思想的更新儲存了第一手經驗。粟裕的遠見，并非一句“用宋時輪”那么簡單；而宋時輪的價值，也不止于長津湖的一紙戰報。

若要總結雙方的交集，可以用一句輕描淡寫的行軍口令來形容——“選對了人，才能帶得動兵。”粟裕在新中國最關鍵的兩次籌劃中把炮口交給宋時輪，無非是因為這位黃埔少年在戰火與課堂里磨出的那套復合能力，恰好吻合未來戰爭的門檻。信任往往是歷史最樸素的結論，宋時輪能得到粟裕的“偏愛”，靠的并非運氣，而是他在不斷變化的戰場上始終保持學習、始終敢于創新的執拗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