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我不是叛徒,我是一個日本人,也是一名抗日戰士。”
這句話,不是辯解,也不是口號。
在日本,他被盯了一輩子;在中國,他卻待了十五年,穿過軍裝、挎過槍,還見過毛主席。
說起來,小林寬澄這一生,最不可思議的地方不是他成了八路軍,而是他原本是個和尚,而且是日本本土的天臺宗僧人。
這事兒,得從1939年的一封信說起。
那年夏天,日本正處在全面侵華戰爭的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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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吃緊,國內開始第二輪征兵。
小林剛滿20歲,正在家里念經,準備將來接管父親的寺廟。
婚也沒結,仗也沒打過,就被征進了陸軍。
他不想去。
但沒用。
日本政府那會兒已經把“和尚”當成普通國民處理了,明治時代就廢了僧侶的特權,哪怕是出家人,也得扛槍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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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從小沒受過多少苦,被扔進軍營之后,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圣戰教育”和“殺人訓練”。
在青島,他跟著部隊做“見紅訓練”。
按日軍的說法,新兵上戰場前必須殺一次人,否則打仗的時候會軟腳。
教官逼他刺死一個中國戰俘。
他下不了手,結果被罰站,被罵沒骨氣。
但他記住了那個戰俘的眼神,一直到很久以后還會夢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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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山東牟平縣,小林所在的分隊跟八路軍遭遇。
他們人少,沒多久彈盡糧絕。
他一度想自盡,舉槍對著腦袋開火,結果手一抖,子彈擦著頭皮過去,把他震暈了。
等他醒來,已經在八路軍的醫院。
他開始的時候挺抗拒,不吃飯、不說話,還試圖逃跑。
但八路軍沒打他,也沒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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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人送飯、包扎傷口,還有人跟他講日本軍隊在中國干了什么。
“小林,你說你是和尚,那你自己看看,日本軍隊在中國殺了多少無辜的人?”一個八路軍戰士這么問他。
他不信。
可慢慢地,看到了照片、聽到了證人,還學了點中文,接觸到八路軍內部的政策和宣傳。
他開始懷疑。
再后來,他主動要求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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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第一個這么干的,但的確是最堅定的幾個之一。
1941年,他被送到延安學習,正式加入八路軍。
那時候的延安,物資緊張,但人心齊。
他在那兒學了不少東西,也接到了一個特殊任務——喊話。
夜里,他被游擊隊護送到日軍據點附近,先唱幾句日本民謠,再用日語喊:“兄弟們,醒醒吧!中國不是敵人!這場戰爭是你們國家發動的!”
有時候喊話能換來沉默,有時候會被開槍驅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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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怕。
他說:“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1942年起,隨著俘虜增多,小林開始負責對日戰俘做思想工作。
他會一對一跟他們談:“你們想回家嗎?不想死就好好聽我說。”
有些人聽了之后,還真留下了。
日軍方面知道了這事兒,給他下了通緝令,明碼標價,活捉或擊斃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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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小林沒停過。1944年,他甚至化裝進了山東新泰縣做偵查。
穿便衣、講日語,混在街上轉了七天,沒人認出來。
戰爭結束后,他參與了濟南的戰俘遣返工作。
后來隨八路軍進了東北,繼續做日僑管理和聯絡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他留在了內蒙古,做醫藥工作,還當上了醫院副院長。
他在那兒結了婚,對方也是日本人,是戰后留在中國的日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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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了孩子,一家人過得挺安穩。
1955年,小林申請回日本探親。
臨行前,組織上給了他一些錢,還幫他安排了回國手續。
他走得很平靜,說:“我得回去看看那座寺廟還在不在。”
可他沒想到,一回國就被日本政府盯上了。
日本人不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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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他是被洗腦了,有人說他是中國派來的間諜。
那些年,他生活在監視之下,很多工作被拒絕,出門也被人跟著。
但他沒改口,也沒躲。
他成立了“日本八路軍聯絡會”,跑了無數場講座,講中國的抗戰,講南京,講731。
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我不是投降,是覺醒。”
2005年,他作為“日本八路軍代表”回到中國,參加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2015年,他又來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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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他帶著兒子,去韶山看了毛主席的雕像,還唱了一首老歌。
2019年1月,小林寬澄在日本去世,享年99歲。
當時,中國駐日使館送去了花圈。
參考資料:
曹涵,《小林寬澄:一個日本八路軍戰士的中國故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黑明,《日籍“老八路”小林寬澄》,《黨史博覽》雜志,2015年第9期。
《日本八路軍聯絡會資料匯編》,中日友好協會檔案館藏,1957年—1999年整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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