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還是創造？——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就業突圍

2026年，關于人工智能與就業的討論，在政策層面與學術領域持續升溫。1月27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我國將推出重點行業就業支持舉措，并專門出臺應對人工智能影響促就業的政策文件。當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為核心驅動力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廣度、深度和速度，滲透至經濟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對勞動力市場進行著一場靜默而深刻的重塑。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傳統崗位的同時，是否也在開辟新的就業藍海？勞動者、企業與政策制定者，又該如何在這場變革中把握先機？

本報記者歷時月余，走訪多所高校、研究機構與企業，并采訪多位專注于此領域的學者，試圖從理論解析與現實觀照的雙重維度，揭開人工智能時代就業市場的真實圖景，探尋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未來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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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替代”時代到來

縱觀人類歷次技術革命，從蒸汽機到電力，從計算機到互聯網，關于“技術性失業”的爭論從未停息。然而，與以往替代體力勞動為主的機械化、自動化不同，本輪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浪潮，首次將規模化替代的觸角，伸向了人類的“認知領域”。

“這是一種根本性的不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陳建偉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替代的不再僅是重復性的肌肉勞動，而是分析、編程、寫作、設計等傳統意義上的高技能、高認知工作。根據高盛2023年發布的研究報告，全球約有3億個全職工作崗位面臨被AI自動化的風險，歐美約三分之二的工作受到某種程度的AI沖擊。

這種沖擊已不再是遠方的預言，而是切身的體驗。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首席研究員劉培林分享了他的親身經歷。過去，他需要找專業翻譯公司潤色的英文文稿，如今通過AI工具便能即時獲得高質量譯文；在學術研究中，AI檢索歷史法律文獻與案例的效率，遠超傳統搜索引擎。“它提升效率的力量有多大，替代傳統崗位的力度就有多強。”劉培林直言。

沖擊呈現出鮮明的結構性特征。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賴德勝認為，人工智能對就業市場的沖擊呈現“中間替代效應”：那些具備高度程序化、標準化、編碼化特征的中等技能崗位，成為受沖擊的核心區。而需要高度原創、復雜戰略決策的高端崗位，以及依賴情感互動、肢體靈活性的低端服務崗位，短期內則相對安全。

更值得關注的是沖擊的速度與廣度。中國人民大學信息學院教授程絮森提出了“總體漸進、局部革命”的判斷。他說，從宏觀就業總量看，目前尚未出現大規模失業潮，市場“穩中有變”。但在微觀崗位層面，重塑已劇烈發生。“技術擴散的速度前所未有。”程絮森解釋，過去機械化改造需要重型設備與漫長周期，如今一個云端AI模型可以通過API接口，在極短時間內嵌入千百個行業場景，組織變革的窗口期被急劇壓縮。

暨南大學灣區國際智慧應急與安全發展研究院院長盧文剛用“長期漸進演化背景下的階段性加速度+結構性顛覆”來概括這一復雜過程。他認為，在宏觀歷史尺度上，AI的影響是持續演進的；但在特定階段、特定行業與區域，則可能呈現突發式、非線性的沖擊，例如AI輔助診斷技術快速成熟對醫學影像科醫師崗位的影響。

學者們認為，本輪人工智能革命對勞動力市場的重塑力度與深度遠超以往。它動搖了“高學歷=鐵飯碗”的傳統信條，迫使社會重新思考“何為有價值的勞動”。這不僅是就業市場的調整，更是對社會人力資本積累模式與收入分配機制的一場深度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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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催生的就業新生態

挑戰的另一面，是前所未有的機遇。歷史經驗表明，重大技術革命在引發結構性陣痛的同時，最終會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催生新產業新業態，創造出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就業崗位。人工智能的“就業創造效應”正在逐步顯現。

“AI創造就業的核心邏輯，在于‘成本下降—需求擴張’。”陳建偉分析道。當AI大幅降低某些產品與服務的邊際成本時，價格下降將激發龐大的潛在需求，市場總盤得以擴大，從而吸納更多勞動力。例如，AI大幅降低動畫制作成本，可能催生海量的個性化短視頻內容市場，帶動相關創作、運營、推廣崗位的增長。

一個全新的、圍繞“人機協作”的職業生態正在蓬勃生長。五年前還聞所未聞的“提示詞工程師”“AI訓練師”“數據標注師”“人工智能倫理審查官”等，已成為招聘市場上的新寵。過去五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的72個新職業中，超過20個與人工智能直接相關。據估算，每個此類新職業在短期內可帶動30萬—50萬人就業。這背后是整個AI產業鏈蓬勃發展為就業提供的廣闊空間。程絮森表示，從基礎層的算力設施、數據服務，到技術層的算法開發、模型訓練，再到應用層千行百業的落地解決方案，以及治理層的標準制定、安全評估，每一個環節都在持續產生新的高附加值崗位。

賴德勝系統闡釋了AI創造就業的三大路徑。其一，AI作為新型生產力工具，驅動經濟增長“蛋糕”做大，必然衍生新的就業需求；其二，圍繞AI技術自身形成的龐大產業鏈，創造了大量直接就業崗位；其三，AI推動市場結構與商業模式重構，平臺經濟、零工經濟與AI的深度融合，催生了無數靈活、新型的就業形態。

尤為重要的是，AI技術極大降低了創新創業的門檻，賦能無數中小微企業與“超級個體”。一個掌握了AI工具的創作者、設計師、開發者，其產能可與過去的小型團隊媲美。這種“去中心化”的生產力釋放，正成為吸納高質量靈活就業的龐大“蓄水池”。然而，學者們也清醒地指出，就業創造潛力不會自動轉化為現實。關鍵在于，人機協作模式的普及速度能否快于單純自動化對崗位的替代速度，以及新釋放的市場需求規模能否大于舊崗位的消失規模。這取決于技術、教育、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協同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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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自適應”未來

面對這場系統性、結構性的就業市場重塑，個體、企業、教育機構與國家政策需要協同發力，構建一個能夠適應變化甚至駕馭變化的“自適應”體系。

對于每一位勞動者而言，轉變思維是第一要務。“必須從人與AI競爭的焦慮中跳出來，轉向人機協同競爭的新模式。”賴德勝強調，勞動者應主動將AI視為提升自身效能的外腦與工具，而非對立面。盧文剛建議，個人應著力構建“底座能力+可遷移技能+動態學習機制”的復合型勝任力體系。底座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維、復雜問題解決、創造力、情商等AI難以企及的核心素養；可遷移技能則指跨領域應用的能力；而動態學習機制是保障個體持續迭代的生命線。

陳建偉則提出，傳統教育模式所擅長的標準化知識灌輸與重復性技能訓練，恰恰是AI最易攻破的舒適區。未來，勞動者的核心競爭力在于提出好問題和駕馭智能工具的能力。只有當勞動者普遍學會利用AI放大自身的創造力與決策力，才能從產業鏈末端的執行者躍升為新場景下的價值定義者與規則制定者。

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體，其“人工智能+”轉型的深度與廣度，直接關系到就業崗位的質與量。程絮森認為，企業應積極利用AI進行產品創新與服務升級，通過提質增效開拓新市場，從而創造更多高技能復合型崗位。同時，企業內部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亟須革新，需將AI工具使用深度融入各崗位的能力要求中。

教育體系的改革是治本之策。在劉培林看來，大中小學以及職業教育的學科設置與教學方法必須改革，重點培養學生使用AI、與AI協作的能力，為新增勞動力適應未來市場奠定基礎。盧文剛進一步建議，要將人工智能素養全面融入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尤其要加強對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易受沖擊群體的精準化、常態化技能培訓，提升存量勞動力的就業韌性。

國家層面的頂層設計是應對系統性挑戰的根本保障。程絮森建議，應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構建全國統一、精準高效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平臺，實現崗位需求與技能供給的智能匹配。

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是社會穩定的“壓艙石”。陳建偉表示，AI加速了工作的平臺化與碎片化，傳統基于穩定雇傭關系的社保體系面臨挑戰。他呼吁探索建立與具體崗位解綁、隨人流轉的通用型社會保障賬戶，并設立技術轉型調整基金，為在轉型期暫時失業的勞動者提供過渡期支持與再培訓援助。

賴德勝提出，要堅持就業優先戰略與人工智能發展戰略的協同推進，在鼓勵技術創新的同時，密切關注其對就業的實時影響，避免因技術應用過度激進而引發大規模社會風險。政策應著力于創造新崗位、賦能傳統崗位、保障勞動者、提升匹配度，構建一個促進人機協同、鼓勵技能升級、優化就業服務的良性生態系統。

回顧歷次技術革命，人類的創造力從未被機器所禁錮，反而在一次次的突破中得以釋放。賴德勝認為，人工智能帶來的就業挑戰，本質上是生產力飛躍式發展過程中，生產關系與勞動力技能結構的適應性調整。這場變革并非單純的崗位增減計算題，而是一道關于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技術進步與社會福祉的系統性課題。它要求我們以更加前瞻、包容和智慧的策略，在擁抱技術紅利的同時，牢牢守住就業民生這一底線。

“重構不等于消失，迭代不等于替代。”發展的眼光是破解發展問題的鑰匙。學者表示，當政府、企業、教育機構與每一位勞動者都行動起來，主動從“排斥AI”轉向“善用AI”，我們就有信心在這場波瀾壯闊的變革中，不僅穩住就業基本盤，更能開辟出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新天地，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推動社會整體進步、促進每個人全面發展的強大引擎。

本報記者 張杰